从严治党必须从法治思维去认识、去行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依法行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与以往不同，“管党治党”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到：“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有些地方和单位看起来党在管党治党，但没有管到位上，没有严到份上。”总书记的话有两点切中要害：一是潜规则越来越盛行，这说明明规则、正规则失效了；二是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这说明我们的从严治党更多停留在口头上，没真正管到位上、严到份上。什么是明规则、正规则，什么是位和份，归根到一个字，就是“法”。法治的本质就是限制公权，保护私权，也就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如何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我认为须以法治思维从五个方面去认识、去行动。

第一，从严治党要弄清党纪与国法的关系。今年8月25日，全国政协召开十二届七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向王岐山提出了怎样处理党纪和国法的关系，王岐山回答的很精彩，精彩在什么地方？就是归结到治党必须从严这个大主题上。他说：“党纪不能代替国法，党纪不等于国法，但是党纪严于国法，对党员的要求除了有国法的要求，还有党纪的要求，治党从严就要从严格党纪抓起。”王岐山的这段话把党纪与国法的关系表述得一清二楚，即党纪严于国法，并统一于对党员的法治性要求；更重要的是把从严治党的发力点表述得明明白白，即从严格党纪抓起，并显示出抓严的魄力。党纪不是任何人触犯国法的保护层，触犯国法就已违犯党纪，必须受到双重严厉追究。

第二，从严治党要从上级、从领导严起。不能笼统地讲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严的程度要与权力大小、职务高低、收入高低成正比，决不能反过来，如实际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职务越高，要求越松，甚至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具体说要坚持三个严格：一是对领导干部要比一般干部严格，领导干部位高权重都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于服务人民，不是享受特权的理由，因此，中央从八项规定开始，一直到公车改革，都是在逐步取消领导干部的特权，都才如此深得人心；二是对党政机关党员要比其他事业单位党员严格，因为党政机关比事业单位掌握更多的公权力；三是对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要比社会无职党员严格，因为事业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是靠社会和企业养活。

第三，从严治党不能剥夺党员作为公民的合法自由。《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的描绘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与自由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从严治党，治的是自由主义等歪风邪气，绝不能侵犯党员的合法自由。最近，湖北省保康县尧治村出台一个村规民约，其中规定领导家庭吸烟不得超过每盒10元，干部家庭和中等收入以上家庭不得超过每盒5元，普通职工村民家庭不得超过每盒2元，违反者罚款2000元。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封建等级观念严重，这与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二是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生活自由，这与法治社会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第四，从严治党不能言论一律、万马齐喑。不让大家说话，那不是从严治党，肯定是恐怖；不让大家说真话，也不是从严治党，那是自欺欺人；只让大家说一样的话，同样不是从严治党，那是窒息党的生命。邓小平在七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专制绝不是法治，一个不包容争议、不允许争论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也是扼杀创造力、积累戾气、酝酿暴力的社会。

第五，从严治党最终要靠民主法治来保障。民主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没有民主，不解决权力来源问题，对上负责永远大于对下负责，腐败的土壤就永远存在，就像在大粪坑上打苍蝇，只打苍蝇不填坑，那是打不完的。没有法治精神，没有法规性的制度建设和不折不扣的执行态度，从严治党就不可能管到位上、严到份上。全国人大代表、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在接受两会记者采访时说：“按道理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了这条路，本身就是连生命都可以奉献，视金钱如粪土，申报财产还有什么做不到吗？”连财产申报都下不了决心，又何谈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法治才能大治，严治方为真治。党纪严于国法，但如果不将两者统一于法治，如果没有真正的法治，党纪也可能大于国法、代替国法，那将是很危险的。幸运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张扬法治、严惩贪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