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现实启示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快八十年了，但它留下的精神和启示仍然是指导我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巨大精神财富。

1、必须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

当年红军到达遵义时，虽然身心十分疲惫，但是广大指战员，仍然意志坚定，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这一切靠的是对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理想信念，靠的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忠诚。他们那种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感天动地，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正是由于有这种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党和红军才能经历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3万人，且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大家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使遵义会议成功召开，错误路线受到批判，正确路线成功确立，进而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毛泽东同志在娄山关上写下的豪迈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勇跨征程的鲜明写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同样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样需要攻坚克难、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借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形成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强大力量。

2、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永远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优良传统。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正确的方法在书本上从来没有现成答案，都需要具体的实践来探索或检验。这样的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教训，既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后，也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遵义会议前，“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不认真研究了解中国国情，唯共产国际命令是从，轻视自己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总结得来宝贵经验，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才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一路凯歌高奏，用了14年时间，就先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了新中国。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又发生了违背客观实际，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即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机械性地理解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使党犯了大跃进的错误，而且犯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才使我们党完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用短短30多年时间，不仅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成功探索出能够使中国走上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都雄辩地证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永远是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科学精神。

3、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党风风火火90多年一路走来，能够让党浴火重生的重要法宝，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即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既是我们党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党的优良传统。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也是毛泽东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坚持了群众路线的结果。一是在会议开始前，毛泽东通过大量的联系群众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像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一大批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充分拥护，二是通过建议召开扩大会议，既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创造了条件，更为像朱德、刘伯承和彭德怀等这样的最有发言权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直接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创造了条件。正如朱德在遵义会议上所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再跟着走下去。这反映了广大红军指战员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强烈愿望。建国以后，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政策，既反映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也是党善于把自己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的成功范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今天，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中央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4、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永远是我们解决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矛盾问题的重要法宝。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决定党的重大人事问题的会议，因而也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正因如此，遵义会议才取得了成功，才可能把一个创建党和红军、能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真谛的领袖毛泽东推上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才乘风破浪一路胜利向前。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仍然由共产国际遥控指挥，毛泽东是不可能有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机会的，要是那样中国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发展总有巧合，中国之所以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也是因为不重视独立自主，被动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模式的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从国情出发的正确理论和实践，不仅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5、必须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方面，我们党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仅以井冈山时期为例，我们党就总结出：党指挥枪的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跑我追战略战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及红军的三大民主和三大任务等等。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对保证红军百战百胜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临时中央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后，不仅否定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政策。这既使许多好党员好干部遭到迫害，也直接导致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正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政策策略的结果。体现在：一是在召开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主动帮助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正确认识“左”倾路线的危害，积极争取他们对正确路线的支持，这对分化“左”倾阵营和成功召开遵义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在决定遵义会议主要议题时，毛泽东一直强调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要重点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是政治路线问题。这是抓主要矛盾的策略，这既有利于政治局敲定遵义会议的召开议题，又有利于遵义会议真正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如果遵义会议把政治路线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或者是政治军事问题一起放到桌面上，遵义会议一定得不到博古等人的支持，或者会议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博古和周恩来都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也是政治局常委。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不仅博古、周恩来都是责任人，而且都是承担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对此，毛泽东是深谙玄机的。再说，军事问题在当时既是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全党全军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抓主要矛盾的政治家。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研究和高度重视的问题。

6、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充分发扬民主既有利于保护广大群众的权利，也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集中是把人民群众好的意见和建议收集整理的必要过程。离开这个过程，群众好的东西就不可能被发现和推广，更不可能有力地、有效地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遵义会议成功召开这方面有两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三天的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使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是发扬民主的成功案例；另一个是1935年3月12日苟坝会议前，毛泽东力排众议，不怕丢了刚刚被任命不久的前敌总政委的乌纱帽的勇气，最终阻止了集体讨论的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这也是促成苟坝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三人团成立的重要原因。这既是坚持民主的成功案例，也是坚持集中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既需要充分发扬民主，进而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需要集中，以便于维护中央权威，使全国上下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这是确保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50年左右全面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