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市场、政府、法治、阶级、核心价值观……近两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关键词虽然庞杂而繁多，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国道路走向何方的核心议题，因此几乎都可以纳入到中国道路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在经过两个30年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之后，关于中国道路更加确定性表达的问题被异常紧迫地提了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并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建设，描绘和阐明了未来蓝图和实践途径。这一努力在推进中国道路的同时，也激发了关于道路问题的深入思考。

中国成就与中国问题的紧密纠缠，是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升温的根本原因。正如有学者揭示的，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取得了极大规模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也在抵达现代性限度之际面临最严峻的危险，即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生活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紧张状态，激发出意识形态表达的冲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之所以持续高调在场，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经过30多年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的分化已尘埃落定。一系列新的社会群体在被经济因素塑造出来后，已经完成了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重大转变。这样，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关于道路选择问题的表达，就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实体的支撑。

值得警醒的是，在当下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我们党的理论基础观点、历史细节、现实实践与探索都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拷问。可以说，这些意识形态的碰撞已经达到白热化状态。而透过种种意识形态冲突表象，不仅可以目睹利益冲突所催生的价值冲突，还可以感知关于中国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正迫近临界点。

必须强调的是，只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才是化解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本途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与前景，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强国，还必然同时是一种向着新文明类型的过渡。这种新文明类型就是社会主义文明，它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谓的现代文明。只有高扬社会主义文明的旗帜，进一步明确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自信，才能在意识形态冲突中真正占据制高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然而，现代化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现代化属性的追问和反思。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特征的澄明，则蕴含了提醒和告诫的意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比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是不是仅仅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同时是不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在实现方式上有效缩短和减轻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扭曲，避免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灾难；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并不以牺牲部分社会阶层的眼前和长远利益为前提。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从起点就明确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

由此，中国道路的探索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为核心课题。一旦偏离了这些方向，超越性的探索就可能滑向资本主义的逻辑。对于我们党而言，这一超越性探索任重道远，既要小心“旧的封建纹章”的或隐或现，还要小心资本的绑架和裹挟，更要以一种实质性和批判性的国际视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及其实现步骤。只要坚持了这一正确方向，自觉承担起超越现实的政治使命，将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作为化解意识形态冲突的不二选择，就不会在思潮涌荡的意识空间中迷失自我或犯下错误。

面对意识形态冲突，还必须积累和提升解答问题的能力和智慧。一些屈从于现实、俯身于政治的理论研究，一些脱离实际、不问效果的“八股式”宣传，无论如何包装也只能沦为泛泛而谈的话语游戏。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缺乏理论常识的拙劣表演，在为这个喧嚣和躁动的思想空间平添几分笑料的同时，严重激化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这正是导致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战线长期处于左右夹击的被动态势的重要原因。

为了缓解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首先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宣传方面，张扬批判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品质。当下的相关研究和宣传往往是解释现实有余、超越现实不足，工具性意义过强、价值性意义薄弱。只有凸显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一面，才能在实现自我超越的同时获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同时，还要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深入的思想讨论，才能逐步靠近真理性认识，而不能仅靠简单的正面宣传和阐释搪塞、敷衍。讨论中要坚持平等对话，坚持以理服人，不断提升理论话语表达的现实性和工艺水平，以逐渐化解“无意识的群体暴力”，而不能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争论的双方都上纲上线，那么即便他们的观点不同，恐怕实际上仍然是分享同样逻辑的‘同路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