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探索 世界的亚投行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标志着亚投行的筹建又迈出了坚实一步。目前，组建亚投行已经上升为全球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大股东和主要筹建方，也成为全球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亚投行热”加以辨析，开宗明义、消除分歧，共同做好这篇大文章。

亚投行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新探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风云突变。美国作为危机肇始国，其经济走势呈现出先抑后扬的“V”字型态势，并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率先实现复苏。而日本和欧盟国家（除德国外）仍然徘徊在经济低迷的道路上。前者的结构性改革迟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安倍经济学”趋于穷途，后者则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潭，全面的经济复苏遥遥无期。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的整体性崛起。而这种格局巨变也使中国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国内方面，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巨大压力；国际方面，随着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中国充当“世界工厂”的加工贸易模式难以为继，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急需调整。因此，在客观上，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经济的战略。筹建亚投行正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新尝试、新探索。同时，这一探索之所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其内在逻辑是现行金融秩序未能及时反映金融格局的变化，二者的错配导致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强烈愿望与事实上的改革不可得性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成为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探索改革的通道和出口。

不仅如此，亚投行还具有突出的全球金融治理意义。第一，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模式以“富帮穷”的“南北合作”为主，其施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华盛顿共识”的外化，其操作方针则是2005年《巴黎宣言》提出的5个基本原则。而作为多边发展融资平台，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虽然有区域外发达经济体的参与，但总体上仍然是“穷帮穷”的“南南合作”模式，其施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去“华盛顿共识”化的；同时反对贷款援助附加政治条款，将更多地考虑受援国的实际情况，强调贷款援助程序的简单和高效。在操作方针上，亚投行也将结合亚洲区域的实际情况对《巴黎宣言》有所拓展。第二，从可动用的资源方面来看，亚投行为国际金融领域注入了新的资金，对于弥合巨大的融资缺口具有现实意义。据测算，2010—2020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从0.8万亿—0.9万亿美元提高到1.8万亿—2.3万亿美元，而来自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ODA）和国际融资贷款只能满足约7%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将成为构建亚洲内部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重要平台，这不仅有利于东亚国家破解本地区长期存在的“高储蓄两难”，而且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进而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第三，亚投行可以视为增量意义上的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是介于传统体系（即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新兴体系（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具有非正式性、软法性、弱官僚性以及次多边性等特征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之间的亚洲区域治理平台。创办亚投行为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提出了新的思路，有利于弥合两个既有治理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目前亚投行不会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既有改革进程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将发挥“催化剂”的作用。在亚洲区域内，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将促使后者加快改革步伐，更加务实高效地提供融资服务。从全球范围来看，亚投行成员国的广泛性，使其具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展对话与合作的条件。而各方之间的互动，不仅有利于提高亚投行自身的治理绩效，进而促进亚洲地区的经济融合与金融稳定，还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对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所贡献。

将于201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的亚投行未来何在？这是一个备受各方关注的问题。当然，亚投行本身的治理结构、决策机制以及运营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全体成员国之间的协作与配合、亚投行与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因素也固然重要，但其未来从根本上仍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表现。中国是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和核心支柱，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由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所带来的正外部效应将在亚投行内部产生巨大的向心力，而其他成员国也将从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乃至亚洲经济中平等地获益，这是亚投行得以存续和发展壮大的关键。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点。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以及金融体系改革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但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指数”还比较高。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也非常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对亚投行的稳步运行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