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评论 丨 国民党为什么打不好敌后游击战？

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此时，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193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并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此外，还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

1939年1月7日，蒋介石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且按战区具体状况逐一指示方针，如：“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一部向武汉及沿江各要点游击，并保持九宫山游击根据地，不断袭敌后方。” “第五战区，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鲁苏及晋察各战区，应增强军民力量，建立并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

1939年1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白崇禧、陈诚担任副主任。学员来自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共产党是公认的游击战专家，所以训练班专门邀请共产党来讲解游击战术。当时，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带领共产党干部30多人参加筹建和教学工作，编写教材、备课、试讲。

资料图：新四军在长江两岸开展敌后游击战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接近100万。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比如，中条山战役。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日军进攻中条山根据地，只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只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实现了对近20万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合围。前后不过30天的时间，中条山根据地陷落。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再比如，1943年4月，日军扫荡太行山，国民党部队主力第24集团军新5军军长孙殿英竟然向日军投降，所部被编为伪军，不久，总司令庞炳勋也被日军俘虏。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或许从日军的评价中可见端倪。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国民党游击队有五大弱点：“（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国民党游击队普遍纪律败坏，完全脱离于群众。以至于蒋介石为改变民众观感，不得不在1941年下令全国统一放弃“游击队”名称，更名为“挺进队”。

相反，中国共产党却认为，游击战应该主要依赖“群众工作”，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所以，共产党游击队始终注重团结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使群众成为游击队的良好依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评价说：“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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