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南橘北枳”的活样本

政治制度“南橘北枳”的活样本

政党是现代性政治的产物,现代性意味着同一性,即大家似乎都变得一样了,都是政党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宪政民主、宪法法院、总统制或者议会制,等等。但是,南橘北枳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同样名称的事物,比如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此政党非彼政党,此议会非彼议会。这就是被称为“新科学”的复杂性理论所讲的质的多样性。

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历史即将有半个世纪,期间先后有布托家族的两代人为其付出生命,人民党建党者阿里·布托死于军人之手,其女贝·布托死于恐怖袭击,这两个悲惨的故事已经告诉了我们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态:军人政治和恐怖主义政治。故事还在继续,那就是贝·布托死后人民党推举她还在英国读大学的儿子继续担任人民党主席。这说明了什么?这与其说是一部政党史,不如说是一部家族史。家族政治是巴基斯坦乃至整个南亚政治生态的基因,正如印度国大党的历史就是甘地家族史一样。政治的家族性质意味着,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不是建立在好政治、好政策之上,而是一个族、一个姓。

作为现代性政治的政党依赖传统家族才有出路,这样政党的基础必然植根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看到,以“人民”命名的、曾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人民党”,不得不与被称为“柴明达尔”的土地贵族打得火热。要知道,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柴明达尔”是世袭制的,可继承,拥有大片土地和控制数量庞大的农民,并且保留自己收税的权力。他们拥有王子和王室头衔,如大君、拉贾(国王)、纳瓦布(高勋爵)、米尔扎(王子)、乔杜里(主)等。在占巴基斯坦人口60%的旁遮普省,柴明达尔的支持对于任何一个政党都至关重要。现任巴基斯坦总理即穆斯林联盟主席谢里夫及其家族在旁遮普的深耕,同样离不开柴明达尔。

政党不但要面对传统社会与现代政治之间的挑战,还要处理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地区是最有名的恐怖势力据点。这只是极端宗教势力的外部渗透,更大的挑战是巴基斯坦内部的宗教势力。为此,巴基斯坦设有专门的伊斯兰宗教法庭,有权审查和决定国家之法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

有意思的是,伊斯兰是多元化的,除了正常的伊斯兰教以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即原教旨主义,还有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红色毛拉”。民族人民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大毛拉阿卜杜勒·哈米德·巴沙尼(1880年-1976年)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由于他的观点接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又被称为“红色毛拉”。

在巴基斯坦,除了家族主义、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外,最主要的政治势力依然是军队。文武之争历史悠久,军事政变如家常便饭。还好,政治斗争越来越文明化,过去是从物理上加以清除,如阿里·布托被绞死,现在则是流放,如政变上台的穆沙拉夫流放谢里夫,谢里夫翻盘后流放穆沙拉夫。但是,与政党政治原则不一样,恐怖主义则是以血腥为唯一原则,因此炸死了刚下飞机回国的贝·布托。

这就是巴基斯坦社会结构下的政治图景。巴基斯坦有了现代性政治的一切要素,甚至有了一些中国人崇拜的作为宪政主义象征的宪法法院,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政治制度是很容易移植、很容易改变的,但难以改变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同样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就是“质”的多样性,同样的制度,具有完全不同的本体论意义。

随着中国地位的变化,中国更需要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知识,不但应该更多地了解我们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还应该更详细地了解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否则基于“美国化”社会科学的言论就是不负责任的,是不靠谱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蔡畅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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