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应是“十三五”时期工作重点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以人为本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这是“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尽可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如果说，我国前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创造了2.7亿农民工的城镇化，下一阶段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如果在“十三五”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总量还在增加，那么城镇化就是不成功的，城镇化就始终停留在水泥高楼的生长、主题公园的美化和工业园区的扩张上。

根据人社部数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增长2.8%。而据全国妇联、国家卫计委等的调查显示，全国农村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6000多万留守老人、3000多万留守妇女。如此庞大的社会底层群体，长期处在大规模不稳定的流动状态，这对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十一五”期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建议把农民工市民化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有学者提出应在“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现在回过头来看，“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现在又产生了农民工老化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1%。这个人群大约四五千万。还有一个急迫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比照对象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他们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诉求都将与城镇居民看齐，如不及早融入城镇，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必将加剧，可能成为“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重大风险因素。

长期积累的农民工问题解决起来涉及问题较多。

第一，去产能化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我刚参加了一个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去产能对就业影响”的讨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都谈到他们去产能化，会影响多少就业岗位，有的一个行业压缩过剩产能将减少上百万就业岗位，有的一个省压缩过剩产能将减少50多万就业岗位。但他们所说的这些工作岗位，都是正式工，根本没有涉及农民工。我们知道，在全国基建行业和苦脏累险工种中，70%以上是农民工，那么农民工的问题怎么解决？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这得益于近年各地最低工资有较大幅度提高，使得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收入增加。尽管这几年最低工资提高速度较快，但至今仍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可见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工资被过分压低了。2014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整个农村收入的40%，这部分收入实际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企业发给本企业职工的工资。把如此之大的二产、三产劳动力成本算到农民收入里，这独特的做法，正折射了我国特有的城乡户籍分割的特殊背景。这是重大问题，“十三五”时期需要研究改变。

第三，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问题。2014年，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只有62%。这说明对农民工的劳动保护还较差。“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但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五险项目中，工伤保险只覆盖26%的农民工，其他几项参保率更低，如养老不到17%，而农民工50岁以上的人群有四五千万。为此，曾有一些学者建议为农民工建立单独的社会保险制度，对此我坚决反对。凡是有利于把农民工固化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政策，都是方向性错误。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不是为他们单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让他们尽快市民化，融入城市，享受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待遇以及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这包括子女的教育和父母的自愿迁移等。

第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如果没有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没有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农民工问题难以解决。以前，我们认为仅仅是行政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镇，现在看，不单这些，农村的土地制度，包括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用地，这些都拉住了农民的后腿不让农民进城。因此，无论是土地制度改革还是户籍制度改革，都要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在这个前提下再讨论各项具体措施。

“十三五”时期，应当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如同当年抓国有企业改革那样，以这项工作推动和带动相关工作的开展，这是经济新常态下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