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

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

在一个古典文学的研讨会上,几位长者就当前文化领域内的某政策问题辩论了起来,从政治到社会,从历史到哲学,极其热烈。而在座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则默默无语,问及原因,原来是对于这些政策关注不多,平时也不太习惯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其中一位青年学者感叹:“我们以前只是专注于做我们学科内部资源的研究,整个学术界也还没有形成关注当代社会、关注政治生活的风气。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向上一辈的学者们学习。”

其实何止上一辈学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方面就有着深远的传统。先秦诸子不必说,就是后世的“班马”“李杜”“韩柳”,乃至欧阳修、范仲淹、陆游、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再到近代的严复、林纾、王国维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等,对政治、对社会、对人民的关切已经融入了他们学术文章的血肉和灵魂,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天下”传统。

而对于“道”的追求,正是“家国天下”传统的核心。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为之作注曰:“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历代文人士大夫,就是在追求“道”的路上,形成了中国古代独有的“道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其所期望接续的,正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夫的那种“弘道”追求和“弘毅”品格。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弘道”的关键,是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这便是“知行合一”的要求。明代大儒王阳明是“知行合一”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认为致良知便是行,但若已经有了“知”,而并未体现在行为上,并未体现在事功上,那这“知”依然并非真知,学问也并非真学问。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某些学者博学多闻、术业有专攻,但是说话做事却多有习气,道德品格多有缺憾,这样要做出真学问、大学问来,恐怕很难。

苏轼有言:“腹有诗书气自华。”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博览群书、好学深思不能使自己“变化气质”,试问该何以教益他人?如果所学所思只是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试问该如何接续“仁以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何以影响和改造身处的社会,乃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至于个别身为大学教授,行为却一身“官气”“匪气”,甚至被人戏谑为“叫兽”者,则与“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不知相差几万里许。

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后英勇就义,人们从他的衣带上发现他曾写下“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这句最后的发问,足以为当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思与镜鉴。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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