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还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用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形象的话就是“要致富，先修路”。

基础设施建设有几个特性。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每个项目可能要3年、5年或是10年才能够建成，并且它的使用期、回收期也较长，一个项目建好了以后，可能是30年、50年，甚至是100年还在使用，且它的一次性建设资金投入非常大，可能是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而它投资的回报决定于这个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好不好，发展得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就高，发展得不好，它的回报就低。换句话说，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并且，基础设施建好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比如说建了一条道路，减少了交通拥堵，使用这些道路的企业和一般老百姓受益最大，这就是经济学家首讲的外部性。

由于基础设施这样的外部性，一般市场、企业不容易来筹集这些资金，而在目前，国际上对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政府主导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当国民经济面临下行、产能过剩情形严重时，也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这是因为，在经济下行、失业率高时，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把政府应该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提上议程，进行建设，这样一来，短期内会创造就业，减少失业，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好后会形成资产，长期还能够提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政府的税收也就能够增加了，那么现在投资的资金也能够偿还。二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各种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材料、施工的成本还会下降。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缺口非常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从2010年-2020年，亚洲地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8万亿美元，每年平均是8000亿美元。根据欧盟研究，欧盟在2010年-2020年这十年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从2.1万亿美元到2.8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基础设施学会的研究，美国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440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非洲国家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是930亿美元。但目前各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好，一些国家积累的负债普遍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00%以上。那么，政府要动员大量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上确实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钱虽然不多，可是民间的钱并不少，类似各国的退休基金、保险基金，这些钱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过去，这些基金主要用来购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或者投资其股票市场，但目前发达国家的利息非常低，有些国家甚至采取负利率的政策，再去买政府的主权基金、债券，回报率也很低。并且，当前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有相当多的泡沫成分，投资风险大，平均回报率不高。这时，如果利用金融创新，将基础设施建设变成一个可投资的项目，那么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回报，将民间的这些基金引入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上。

第四，金融创新方式上，我们经常会提到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或者是BOT方式（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方式），也可以让一些双边援助机构发挥作用，像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所提出的丝路基金、中国欧亚合作基金、中葡基金，就属于这种双边援助的资金，用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

另外，多边机构，类似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也可以利用它们商业的评级，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再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并且，各国也在尝试一些机制上的创新，比如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下提出建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再投资银行，来给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融资的要求。20国集团在澳大利亚开2014年峰会时，提出的基础设施倡议，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鼓励政府、私营企业、金融机构合作，给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2015年，20国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峰会的时候，也提出了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这些，总的来讲都是在强调金融创新。

可以说，钱是有的，关键是怎么动员，而动员的基础是金融创新。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本文是其在“第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摘编，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