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人口拐点”要等小城市崛起

大城市“人口拐点”要等小城市崛起

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7月18日新华网)

北上广所谓“人口拐点”,除上海出现10万人的负增长,北京和广州人口总数其实仍在增长,只不过增速放缓。对主张严控人口规模的北上广管理者来说,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但是,这是否真是所谓人口控制与疏解政策的“奇效”,我是很怀疑的。大城市人口增速放缓,与全国总人口增速放缓大体一致,去大城市打拼的本来就是年轻人居多,年轻人总数少了大城市人口自然不再猛增。

大城市人口高度聚集,其规模效益与聚集效益毋庸置疑,漫长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文明都是在城市产生。人为给城市划定一条人口红线,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有的学者就说,东京有三千多万人口,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比日本大十倍的国家,完全可能培育四五千万人口的城市。我并不认为应该继续往少数几个大城市拼命堆砌资源,吸引更多人口进入,但我同样不认为,真有必要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城市人口规模。

在城市人口规模这件事情上,市场的调节要远比行政的调控更为公平也更有效率。为了控制人口规模,要么设定一条资格红线,即所谓“素质标准”,要么限制自由迁徙权,户籍福利非但没有越剥越少,反而越增越厚。无论哪一种,都是很荒谬的。同样,所谓迁出资源,让人口跟随资源流出,也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把批发市场迁出去很容易,把好大学和好医院迁走就难了。

更何况,强制迁出某项资源,本身就是对该资源的严重伤害,基于市场理性的“华为跑了”,才真正可行。如果说,特大城市的出现,过去主要依赖政策的庇护,而非经济的规律,那么现在要做的,不是再人为控制人口规模或者人为迁出某些资源,只要停止行政干预资源配置、权力扭曲城市发展即可。某些事情只能在某地做,别处不让干,这种事情应该少做;某地被允许做一些别处不准做的事情,相当于垄断特殊利益,这显然不是公平的竞争。

中国需要更多的北上广,而更多北上广的崛起,一方面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则主要依赖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之间需要比拼的是公共服务的水准,恪守契约精神,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每一个初创的企业,宽容每一个市场的创新。如果某些地方还在搞各种无聊的行政管制,动不动就严打网约车之类,创新自然就会与这样的城市无缘,资本既不会青睐,人才也不会涌入。

为什么很多人刚刚“逃离北上广”,马上又要“逃往北上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小地方更讲究人情关系,寻租腐败无处不在。而在大城市里,公共服务更趋公平,大家可以抛开关系拖累,拼真本事,因为这里的很多事情是可以预估的,不用担心政策朝令夕改,不用担心勾过去后被尅。相比之下,很多小地方依然热衷于“JQK”式忽悠招商(先勾进来,圈他块地,然后再尅)。

北上广的人口规模问题,其实不仅是北上广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地方太弱了;同样,北上广真正的“人口拐点”出现,也只有等待其他地方更具吸引力地崛起。

责任编辑:刘佳星校对:吴成玲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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