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别用“和气”代“正气”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稿提请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展“思想交锋”。

这方面，伟大的长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从1934年10月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到1936年10月山城堡“最后一战”，除了血肉拼搏的“战场风云”，还有至少14次的正确与错误、正义与谬误的“思想交锋”。730多个日夜征程中，每一次“思想交锋”都使我们的行动减少了一些失误，使我们的队伍向正确的航向靠近一步，从而逐渐使长征从军事指挥上、组织领导上趋于成熟、坚定有力，为长征胜利打下牢固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著名的一次是通道会议。那是红军血洒湘江、翻过“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老山界后，于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就队伍下一步向哪里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交锋。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坚持向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武断指出“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要指挥红军往敌军铺开的大网中撞。在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同志打破“共产国际不可触碰”的大忌，挺身而出，与“左倾”错误思想执行者作激烈交锋，提出“转兵入黔”，跳出敌军包围圈，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毛泽东的提议获得大多数人的共识，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这是长征以来我们党中央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第一次集体否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意见，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

再一次是遵义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程，即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和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与会者观点相左，交锋骤起。毛泽东同志将“左倾”错误形成的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朱德同志严词谴责一味依靠外国人的错误，明确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提议“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得到大部分参会者的赞同。由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交锋见党性，交锋出真理。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和战斗的重大问题，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是由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还有一次是俄界会议。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到达俄界，于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张国焘分裂错误和行动方针。当时，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建议总司令部“充实改组”，其实际用意是自己取代朱德当总司令。他还让人电告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给军委独断决行”。这一次交锋比哪一次都严肃和严厉。周恩来同志坦言，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交锋的结果是作出关于帮助和教育张国焘改正错误的决定，广大党员干部也在此次交锋中进一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本质，自觉与其划清界限，保证了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我们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也是一项新的征程。要以当年红军长征中的“思想交锋”为参照，与不良现象、错误思潮及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人和事进行交锋乃至斗争，坚决防止和杜绝“草壮压苗”的伪生态。

坦率地讲，这些年基层党组织内部“思想交锋”少了，“一团和气”多到甚至淹没了“一腔正气”。一些党员干部的问题和错误明摆在那，群众也有反映，但党员干部间很少有人拉袖子提个醒，更难得有人“猛击一掌”。这样的结果是，一些问题干部“带病提拔”，一些错误决策“强行通过”，一些“团团伙伙”横冲直撞，最终产生了“塌方式”腐败，教训极为深刻。如果党组织有正常的、严肃的党内生活，不以“交易”代替“交锋”，不让“钞票”换取“选票”，原则在人情面前不退让，党性在私利面前不失守，就不可能走到几乎“一锅端”的地步。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一条条“大渡河”需要强渡，一座座“娄山关”需要攻打，一个个“腊子口”需要突破，责任重大，任重道远。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担当精神，要意识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党的前途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觉做党的事业的忠诚捍卫者。要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忌“隔靴搔痒”“隔山放炮”“隔山观火”；要更加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这条“高压线”通起电来，力戒老习惯反弹、旧做法回潮；要强化党纪党规教育，树立底线思维，切忌党员身份只在档案里、党员标准只在党章里、党员义务只在表态里；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克服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无效的不正常现象，刹住“两面人”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