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杰长：把握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近些年来，服务业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多年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服务业劳动就业的占比已突破44%，劳动就业主渠道作用更加凸显；服务业是对内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外资和社会资本对服务业投资的偏好日益增强，服务贸易重回高速增长的态势，服务贸易总规模有望突破7900亿美元。服务业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断深化服务业改革，释放服务业发展活力，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服务业取得这些“靓丽”数据，也有工业、采掘业这些年连续增长低迷和价格持续下降的原因，服务业离真正强大还有很大距离。要推动服务业走向“强大”，要建设服务业强国，需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尤其是要针对服务业制度建设的“短板”，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筑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审视服务业改革，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发力：

一是打破垄断和市场管制、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进竞争机制。行政垄断和市场管制是当前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难题。国有企业在教育、文化传媒、医疗卫生、金融、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占比超过2/3。要改变这些状况，就必须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为核心，建立服务领域平等规范、公开透明的准入标准，并适时动态调整。除对少数垄断行业及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点服务业，制定“否定”或“限制”行业目录外，其他的一概实施“非禁即入”的准入制度，切实打破垄断经营，形成多元竞争的大格局。

二是改革投资审批体制。我国现有的投资审批体制，仍对服务业有着较多的限制。例如，对铁路、高速公路、快递、房地产等诸多服务行业的投资方面，仍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审批现象。现有的投资审批体制是一种对市场投资决策的扭曲，因为投资审批者并不对投资结果负责任，而审批的标准、原则、程序等又不够透明。这也是造成服务业投资效率低下和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要对现有的投资审批体制进行全面清理，尽量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审批行为。继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认真落实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三是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服务产品无形的特点以及越来越多服务网上交易，决定了服务交易更具“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完善企业、社会和个人信用环境体系建设，推进信用信息共享，打破数据孤岛，健全激励惩戒机制，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增强交易透明度，加大对“违信”的处罚力度，确保服务业发展的正常市场秩序。

四是顺应新经济新服务的要求，不断创新政府治理。顺应服务经济发展新趋势，更新监管理念、创新治理方式，构建统一高效、开放包容、多元共治的监管体系。创新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方式。适应服务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特点，坚持底线思维和审慎监管的原则，包容创新试错，允许草根成长，避免过度监管，充分发挥平台型企业的自我约束和行业（企业）自律的作用，建立健全“互联网+”、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的监管模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式，强化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形成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在服务业领域高效率协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实施分类登记制度，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信息发布制度，促进公众参与，保障权益和化解矛盾，完善政府治理考核问责机制。

五是深化服务业价格改革。服务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它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所以，服务业价格改革的关键是分类指导。竞争性领域的定价要尽可能放开，加快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即便是公共服务领域，也要合力界定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对具备竞争条件的客货运输、邮政服务价格也要逐渐放开。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价格政府指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价格改革，营利性机构提供的服务实行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公共属性或者保底线部分的定价由政府负责。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