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论”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颜晓峰 国防大学教授

点此观看完整报告

点此观看高端论述

点此观看课件

“两论”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把毛泽东同志的“两论”包括他的哲学思想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017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他强调，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017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以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两论”是中国革命和战争取得胜利的哲学法宝

1937年7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实践论》，8月发表《矛盾论》。“两论”最初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

（一）“两论”的历史背景

“两论”的历史背景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原本一盘散沙状的中华民族从此牢不可破地团结凝聚起来，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从1921年起，我们党开始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1924年到1927年，我们党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叫土地革命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党领导了长征。1936年，长征胜利，红军到达陕北。1931年9月18日，爆发“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7月7日，爆发“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两论”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革命战争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

1.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思想上走向成熟，具备了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的主客观条件。

我们党自成立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成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包括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到1937年，这两个条件已经成熟。哲学思想的成熟、丰富、完善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和积淀。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黑格尔指出：“为了说明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哲学无疑总是来得太晚，作为对世界的思维，哲学只有在现实结束其形成的过程并成为过去后才会出现，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观念之物必须在实在完全成熟时才能作为实在物的对立面显现出来，把握世界的本质并将其转变为精神王国里的形象，倘若哲学在自身的灰色中描绘世界，那么生命的形象将是衰老的，它并不能使这一形象变得年轻，而只能认识它。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夜幕降临时才展开它的翅膀。”这段话的基本意思就是，对于现实来说，思想总是迟到的，因为思想是被理解了的现实本质。哲学思想的产生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

2.从根本上克服“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思想上、理论上基础不牢，先天不足，必须认真地学习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党内产生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也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根源。教条主义照搬照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为纠正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而写的。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当时被一些教条主义者讽刺为“狭隘经验论”。1931年，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后来，毛泽东同志多次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指导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需要科学的战争认识论和战争辩证法。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国内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时，就直截了当地批驳了这两种论调，他说：“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4.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核心领导地位处于形成过程，从军事、政治、组织、理论等方面确立和巩固。

自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逐渐形成，并从军事、政治、组织、理论等方面逐步的全面的确立和巩固起来。教条主义把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来指导实践的创新理论，攻击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言外之意，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到底山沟里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呢？这就涉及认识论问题。认识从哪里来？理论从哪里来？真理从哪里来？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就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回答了山沟里究竟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深刻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理论成果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