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赵弘：全球坐标里的北京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北京的光荣使命，是北京支撑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责任担当。按照《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确立的“三步走”目标，北京已迈出稳健的第一步，创新发展动能显著增强，“三城一区”建设呈现新格局，创新创业生态引领全国，全球创新网络地位不断提升。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面临哪些短板约束？未来应抓住哪些关键问题予以突破？本文通过北京与全球公认的科技创新中心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对比分析，研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现实困难

从全球坐标看北京的创新竞争力，一个重要参考是一些具有广泛认知度、传播力的创新能力排行榜。联合国人居署、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2017—2018”中，北京技术创新指数排名第6；研究城市问题的日本森纪念财团“2017全球城市实力指数”中，北京研发指数排名第14，比2016年提高5位；在英国《自然》杂志“2017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主要考察高质量科研论文）、美国专家市场公司“全球最大科技中心排名”（侧重考察创业资金支持、初创企业产出、软件工程师收入等）等榜单上，北京荣膺榜首。在大部分榜单上，北京都呈现排名上升趋势或已经居于前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的科技创新实力在全球的地位不断提升，也反映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但是，深入到榜单背后对一些细分指标进行分析，特别是对标榜单上名列前茅的一些全球创新中心城市，就不难发现北京科技创新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

原始创新与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北京是我国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主阵地，在一些细分领域实现了“跟跑者”到“并跑者”“领跑者”的角色转变。北京在人工智能芯片、计算机视觉、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重量级创新成果，发布了全球首个商用的能够“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处理器芯片，研发了全球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但北京能够并跑、领跑的技术领域数量有限，总体上尚未跻身世界科技创新第一梯队，尤其是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还有差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2017》，以2011～2015年PCT（专利合作协定的简写，是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为主要考察指标，评选出全球100个创新集群。北京以15815件位列第7，低于东京—横滨（94079件）、圣何塞—旧金山（34324件）等全球知名的创新集群，也低于我国深圳—香港创新集群（41218件）。2016年北京有1家企业（京东方）入选“全球PCT申请量前50强”，申请量为1673件；同期东京、硅谷分别有16家和4家企业入选，申请量分别达到13521件和4468件。

对顶尖人才和创新人才吸引力有待进一步强化。北京在我国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人才集聚之都，在京两院院士约占全国的1/2，“千人计划”专家约占全国的1/4，“万人计划”人才超过全国的1/4。但放眼全球，北京尚未形成大规模吸引、集聚全球杰出人才的明显优势。根据欧洲工商管理学院“2018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北京在90个上榜城市中名列第55，落后于华盛顿特区（第6位）、旧金山（第8位）、巴黎（第9位）、东京（第12位）、伦敦（第14位）、纽约（第26位）等城市。从单项指标看，北京的“R&D（研发）投入强度”“生活质量”“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指标得分比较高，而“人均GDP”“环境质量”“医生密度”等指标排名靠后，拉低了综合得分。与硅谷相比，北京拥有的全球影响力科学家、高声誉奖项得主等顶尖人才数量有较大差距。北京有69人入选科睿唯安发布的“2017年高被引科学家名单”，相当于硅谷的28.4%；在空间科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等重要前沿领域，没有入选者。从高声誉奖项得主来看，硅谷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有91位诺贝尔奖得主（含13位校友）、9位沃尔夫奖得主、13位菲尔茨奖得主、21位图灵奖得主。北京不仅面临国际人才竞争的压力，在我国各城市人才竞争中压力也越来越大。目前除北京和上海外，大学毕业生到其他城市落户几乎是零门槛。特别是杭州、武汉、成都等大城市纷纷推出有吸引力的地方性人才政策。猎聘网《2017年人岗争夺战及职场流动力大数据报告》显示，杭州、深圳、成都位列人才净流入前三甲，北京排在第5位，创新创业人才竞争力受到一定影响。

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2017年，北京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2.8%和16.2%，比上年分别提高0.1和0.2个百分点。与硅谷相比，这个比例还有提升空间。2013年硅谷创新型行业（包括生物医药、清洁技术、高技术制造、媒体传播、专业创新服务等）占GDP的比重就达到33%，由于创新型产业增速更快，这一比例还在不断攀升。《2017硅谷竞争力和创新项目》分析了1995～2015年20年间硅谷各行业的发展速度，发现创新型行业增长了147%，而其他行业仅增长39%。北京在科技创新支撑实体经济方面的不足，从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投资界对于10亿美元以上估值，并且创办时间相对较短的公司的称谓）的特征上也可以佐证。根据国际著名创投调研机构CB Insights最新发布名单，北京有28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上仅次于硅谷（55家）。北京的独角兽企业75%来自电子商务、需求服务、教育科技、社交网络、数字媒体等以商业模式创新、消费需求带动为主要特征的“软创新”领域。在以持续研发投入与技术积累为主要特征的“硬科技”领域仅有3家，包括智能硬件2家（小米、寒武纪）、人工智能1家（商汤科技），占10.7%。而硅谷涌现出13家大数据、物联网、自动驾驶、网络安全、绿色科技、智能硬件等“硬科技”独角兽企业，占比23.6%；其电子商务、需求服务、社交网络、健康服务等“软创新”独角兽企业为20家，占比为32.7%。

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北京加快科技创新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主线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发布实施十大高精尖产业指导意见，支持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等，着力构建与世界接轨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世界银行《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北京和上海的营商环境排在我国前列，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2018年我国营商环境综合排名保持第7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指标名列第93，比去年大幅上升了34位；“企业税负”指标名列第106，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比如，我国开办企业平均用时22.9天，而英国为4.5天，美国为5.6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营商环境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美国研究机构创业基因发布的《2017全球创业生态排行榜》对28个国家的55个创业生态系统进行评估，硅谷、纽约、伦敦位列前三，北京第4。报告重点考察的5个因素中，北京的“整体业绩”“创业经历”仅次于硅谷位列第2，“融资”“人才”指标分列第5、第8，而“市场覆盖率”指标却排名第19。数据显示，北京海外消费市场比例（7.1%）明显低于纽约（22%）和伦敦（33%），还需要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推进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策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全面系统的重大工程。北京要在体制机制、硬设施、软环境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要注重整体推进与聚焦重点相结合，抓住一些能够直接影响科技竞争力、影响创新效能的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加速突破。

第一，强化原始创新，在更多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原始创新的重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凸显。一方面，我国进入世界领先或先进水平的领域日益增多，未来还将在更多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意味着我国可以引进、借鉴国际前沿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所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高技术领域对我国严密封锁。比如美国对我国发起301调查，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限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让。我国必须重新谋划创新格局，将原始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掌握科技话语权。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有条件、有责任、有能力引领我国的原始创新。北京的原始创新历来以高校院所为主，近年来涌现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未来应瞄准前沿，支持这两类科研模式共同发展。一方面，大力培育新型研发机构，用新的机制、模式激发创新热情。同时，与国际接轨，赋予新型研发机构更强的资源配置权力，在人员聘用、经费使用、运营管理等方面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鼓励顶尖人才的团队建设，由“单人、单项”的分散支持转向团队式、持续型的创新支持，支持一批新型研发机构跻身国际同类领域研究机构第一方阵。另一方面，推动传统科研机构的改革创新，焕发科研“国家队”的活力。在经费使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给予高校院所更大自主权，探索支持在京高校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职务科技成果的“国家所有”变为“国家、职务发明人共同所有”，以产权来激励职务发明人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北京开展原始创新的主战场是“三城一区”。中关村科学城要发挥科研力量强大、高端人才汇聚的优势，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催生一批能够改变市场游戏规则的颠覆性、引领性科技成果，服务国家重大创新战略。怀柔科学城要集中布局一批堪称“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吸引全球顶级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汇聚，建设全球领先的大型开放式基础科学研究和重大技术研发基地。未来科学城要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依托央企、大型民营科技企业、高校等建设重大共性技术研发创新平台，强化新能源、下一代通信技术等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技术供给，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亦庄开发区要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中国制造2025”创新引领示范区，加强与三大科学城的互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完善北京科技体系与创新链条。此外，北京还应强化与雄安新区的科技创新分工合作，助力雄安新区打造创新之城、未来之城。

第二，提升各类人才聚合力，加快集聚创新资源。全球人才竞争已趋于白热化。美国实施STEM人才计划，即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英国“杰出人才签证”、法国“科技签证”、德国“蓝卡制度”、加拿大“全球人才引入试点计划”、以色列“卓越计划”等助力所在国家争取高端人才。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要着力构建相适应的人才体系，既要有具有“塔尖效应”的国际人才、领军人才、企业高层，又要有广大的处于塔身的活力型人才和处于塔基的支撑型人才。探索建立人才体系动态发展机制，为人才在体系结构内不断攀升搭建平台，从支撑型人才上升为活力型中坚人才，乃至成长为塔尖的顶级人才。稍显不足的地方在于，北京的人才政策更多倾向于顶尖人才，对活力型人才、支撑型人才的关注不够，可能带来人才政策供需不平衡问题。即，顶尖人才不在乎相关政策，但真正需要政策的活力型、支撑型人才又够不着。事实上，北京有一些独角兽企业的创始人非常年轻，如滴滴程维（35岁）、今日头条张一鸣（35岁）、ofo戴威（27岁）等。他们在创业成功之前，并不属于塔尖人才，没有高大上的职称和闪亮的头衔，因而在最需要支持的起步阶段可能得不到关注。对一些前沿科技企业的调研也发现，无法解决落户问题成为企业招募优秀年轻人才时的最大减分项。未来北京有必要进一步分层细化人才政策，兼顾人才金字塔的塔尖和塔身、塔基，多关注活力型人才、支撑型人才的现实需求，解决其后顾之忧。

第三，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生态环境。近年来，纽约、伦敦等全球科技创新城市积极营造更适于科技企业、初创企业发展的环境，想方设法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掀起了一股科技回归大都市的风潮。纽约通过引进世界顶级理工院校共建大学科技园、构建多元化众创空间与创业服务平台、为小微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和优惠政策、将传统电话亭改造为免费WIFI热点以提升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启动20万套小户型公寓建设计划并要求开发商将不少于20%的面积低价租给青年创业者和科技人员等措施，提升对科技企业、创业者的吸引力，迅速跻身世界创新枢纽行列。目前，纽约已成为美国仅次于硅谷的风险投资集中地，科技公司办公面积占全市办公面积的比例从2009年的5%上升至2017年的8%。

北京未来要适应全球创新的新趋势、新要求，在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上寻求新突破。比如，研究解决创业投资普遍更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的问题。根据《2016年中关村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年度发展报告》，中关村种子期企业获得的投资金额占7.4%，初创期占18.9%，扩张期和成熟期企业的投资金额高达59.6%。要发挥政府资金不以利益为导向的支持作用，推动创业投资向前端延伸，重点支持种子轮、天使轮、A轮等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处于起步阶段的潜力企业。这个过程可能面临政府对市场的敏感度不如社会资本的问题，要构建政府与市场的联动甄别机制，借助投资机构、科技媒体、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社会力量，发掘潜力创新企业、准独角兽企业。

第四，狠抓政策落地，久久为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第78位，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还不相称。当前，我国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契机。比如，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从根本上解决多头征税征费问题，减轻企业负担，节约征管成本。“9+N”政策体系，使北京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体系日益完善，未来要寻求进一步简政放权的突破点，让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未来要统筹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与“多证合一”改革，加快建立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行政审批诚信档案制度等，加强事中与事后监管，确保改革试点落地。

（作者：赵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