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青年当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在新时代，我们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五四传统，弘扬五四精神，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五四精神是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孕育形成的。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爱国的精神；都在经历一个共同的过程，就是探求强国的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爱国运动在当时最直接、最突出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中国人民的北洋军阀。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1914年，日本趁对德宣战之机强占了我国的青岛和胶州湾；1915年，日本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勾结，拒绝了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合理诉求。在国内，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官僚政治黑暗腐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打破现状、改造环境，进而实现救亡图存，就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五四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揭开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篇章。在这场爱国斗争中，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抵制日货……中国人民开始从沉睡中觉醒。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知名剧作家顾仲彝当时是浙江嘉兴秀州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组织了一个爱国剧团，排演《朝鲜亡国恨》、《中国魂》、《打倒卖国贼》等好几个戏。尽管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知识青年对于革命的认识，在思想意识上还欠缺科学理论的指导，但他们基于爱国热情，万众一心、不惜牺牲，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等黑暗势力而斗争，五四精神就是在这一爱国斗争中形成的。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五四精神已内化到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之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当前高扬爱国的旗帜，就是把握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把准进步的方向，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主的本质，就是发展人民民主，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发扬科学精神，就是坚持科学思想、推动科学发展、激发科学力量。简言之，我们弘扬五四精神，就是要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五四精神在当时世界潮流影响下，注入了新的革命元素，因而能够推动时代进步。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都在苦苦寻求救国之道，提出了诸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然而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无情的现实证明，找到真正的光明大道必须深深扎根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切实办法。在当时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必须找到新的途径扫除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李大钊同志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激情澎湃地指出：“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五四运动发生后，民众思想解放，革命热情开始高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开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五四精神蕴含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质，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先进分子矢志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推求，最终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走上了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新路，这是唯一能够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继承者，始终重视五四运动、传承五四精神，不断赋予五四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在五四运动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率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介绍和宣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洗礼，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同志在天津领导了爱国学生运动，遭反动军警拘捕。邓中夏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进一步将五四精神升华到新的境界。正如当时参加了五四运动的邓颖超后来谈到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确。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地明确起来。”我们在新时代弘扬五四精神，必须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一种时代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五四精神孕育形成的内在根基，五四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有人说，五四运动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反映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评判历史问题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决不能简单化和抽象化。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猛烈地冲击和荡涤了几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同时必须看到，五四运动没有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指出：“新文化是与旧文化相对而言，是对千百年来的历史沉积而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五四运动批判的仅是与当时社会、革命发展需要所不能适应的儒家“三纲”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事实上，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都具有极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化进程，推动了传统文化革新的步伐，不断创造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精神既是民族的也是时代的，更是“常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