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世纪难题的中国经验

一百年前召开的巴黎和会，凸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大世纪难题”：人民生存困境、民族自决困境、全球治理困境。巴黎和会及其遗留问题，对中国既是一次面临沉重灾难的危机，又是一次迎来命运转折的契机，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巴黎和会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历程，有着深刻的历史启迪。

解决人民生存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大浩劫、人民的大灾难。这场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覆盖33个国家、15亿人口，战争双方军队损失3270余万人，阵亡近1000万人，战争滋生的疾病蔓延更是导致5000万人死亡。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在狂热好战情绪中完全失去理性，漠视人民生死，上演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大绞杀，其最大灾祸就是给民众造成了空前巨大的死亡和伤害。

巴黎和会没有解决人类生存危机，反而酝酿了更大的危机。巴黎和会实际上沦为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大会，埋下了更大战乱的火种。巴黎和会不仅未能缔造世界和平，反而孕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1亿多军民伤亡，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就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一战及巴黎和会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先后强迫旧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境地。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对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说“不”，那么巴黎和会屈辱引发的五四运动，则表明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同时，苏俄政府于1918年、1919年两次宣布愿意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与西方列强侵略霸道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中国先进分子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之际，中国共产党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解决民族自决困境

“民族自决”是巴黎和会渲染的重要原则，却口惠而实不至。经过一战，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威尔逊将“民族自决”纳入其“十四点和平原则”。巴黎和会针对战败国殖民地建立委任统治制度，但终究只是对殖民体系的改造，难以解决民族自决问题。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一样，威尔逊最终也在中国山东问题上对日本妥协，这似乎再次印证了“强权就是公理”，使中国人民从其鼓吹的“公理战胜强权”迷梦中彻底清醒。北京大学学生讽刺说，威尔逊为他的世界新秩序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14＝0”。历史学家法菲尔德认为，山东条款成为美国参议院最终否决凡尔赛和约的重要原因。

巴黎和会不公引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先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90.03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上升到接近16%，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解决全球治理困境

巴黎和会后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未能构建和平稳定的战后国际秩序。介于近代维也纳体系和现代雅尔塔体系之间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将欧洲以外强国引入国际争霸舞台，表明欧洲强国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未能有效缓解列强矛盾，未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联盟，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将国际联盟看作战后国际秩序的支柱，并亲任起草委员会主席拟制《国际联盟盟约》，不料该盟约却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美国参议院两次投票否决包含《国际联盟盟约》的《凡尔赛和约》，禁止美国参加国联；而发动二战的德、意、日曾经都是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面对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的侵略行径，国联几乎毫无作为，直至名存实亡。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国联《李顿报告书》竭力为日本开脱罪责，1933年国联特别大会通过《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依然没有认定日本是侵略国，只是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到“铁路区域”之内。日本对此仍大为不满，宣布退出国联，国联决定被弃若敝屣，根本无法执行。随着二战爆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短命的国际体系。

巴黎和会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失调失效的历史教训，为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宝贵借鉴。在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之后，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建立了以《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为重要基石的二战后国际秩序。中国是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一，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二战结束70多年来，世界虽不太平，但世界大战得以避免，与20世纪上半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相比，这是人类历史的进步。

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世界人民和谐共处、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正确选择。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不走过去一些大国“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百年回首，沧海桑田。一战及巴黎和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中国人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中国观”和“世界观”，国际社会也需要有新的“世界观”和“中国观”。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在和平发展与冲突对抗之间，在开放包容与封闭排他之间，在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之间，在文明互鉴与傲慢偏见之间，如何抉择将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共促世界和平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