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920年5月：劳工的节日

劳工生活真苦

历史教科书上一般这样概括：旧社会的中国劳苦大众生活得水深火热、饥寒交迫。那么，能“量化”这种宏大叙事吗？《新青年》1920年5月7卷6号刊发的李幽影《北京劳动状况》一文，介绍了北京36类行业或工人做工、收入的状况。这是一次不错的“量化”尝试。

这份调查涉及印制、印铸、电灯、地毯、造胰等9个现代产业或工种，产业工人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月工资在7—29元之间不等，比如财政部印刷局工人8—15元不等、印铸局工人8—29元不等（工头35—55元）、造胰（即肥皂）工人8—9元，织布厂工人最低，只有7元。

靠手艺吃饭的手工业工人，从早上六七点干到太阳落山，有的甚至晚上也得干。一年中只有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和12月30日的年节可以歇3天官假，祭祀祖师爷或行业神仙的时候可以歇1天，看看戏、吃一顿。他们的收入（月工资）比产业工人低。比如刻碑文、石人、石马、石牌楼等细活的石匠每天的收入是三吊六百文，做石台阶、石椿子等粗活的石匠每月收入3元，柜上管三顿饭；铁匠根据手艺好坏，收入从2—7元不等；理发匠2—3元不等，有小费收入；钟表修理匠根据手艺不同，三四十吊钱至五六元不等；雕刻工5—6元不等，柜上管两顿饭；花匠（花把式）3元，柜上管两顿饭。

像骆驼祥子那样的苦力，劳动时间长，收入不等，看活多少而定，平均下来月收入更低。比如人力车（东洋车）夫中，拉主户自用车、赁车拉包月的都是10元上下，赁车拉散座的每日3—10吊不等；赶骡车（俗称轿车）的，主户自备车自用的6—7元；水夫活最苦,挣得却少，挑一挑给一挑的钱，一个月30吊左右；淘粪的粪夫柜上管饭，一个月也是30吊左右；清道夫专管泼扫街道，头目8元、其他人6元。新兴行业挣得多的，汽车夫（司机）30元，跟车的7—8元；邮差刚入职11元，干杂活的只有9元，每年增薪，干到邮长每月挣二三十元。

再看看那年月北京的物价。孟天培与美国社会经济学家甘博合著的《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记述北京1900—1924年的物价。白面：1900年100斤/6.41元，1924年100斤/7.47元；小米面：1900年100斤/3.90元，1924年100斤/5.65元；猪肉：1900年100斤/9.45元，1924年100斤/19元；羊肉：1900年100斤/14元，1924年100斤/16元。甭说，物价不算贵。

但是，在这种物价面前，劳工的生活依然入不敷出。拿人力车夫来说，扣掉26%的车租、35%的本人在外的饭钱，养家的钱就没几个了。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其所著《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得出结论：那时候，北平42%的人力车夫，根本无力供养家庭。

第一次纪念劳动节真火

1920年5月1日，北京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劳工阶层第一次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很是热烈。

北京工读互助团何孟雄等8位同学雇了两辆汽车，一辆车上坐4个人，每人手执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劳动纪念”等标语。8时许，他们从马神庙出发，高喊着“劳工万岁”等口号，沿街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北京劳工传单》。学生们的行动遭到巡警的阻挠，一辆车在西四牌楼，一辆车在米市大街被拦下，8名学生被拘入警厅。

上午9点，北京大学夜班的校役工人和学生500多人，在北京大学二院大讲堂召开纪念大会。会场门前悬挂着国旗，会场内满布万国旗，很有点国际味道。李大钊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宣传8小时工作制，称赞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校役、教习也相继演说。会上还散发了传单《我们校役夜班为什么要纪念五一节呢》。

《新青年》、北京《晨报》等，都出版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专号。其中《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刊印了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和12位工界人士的题词，措辞很是犀利。这期共刊发了20多篇文章，篇幅比平时扩大了一倍。李大钊在《“五一”（May Day）运动史》中热情号召：“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

北京劳动节纪念活动，终于从“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开始走入劳工阶层，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了。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真好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的附录栏中，刊发了让中国人高兴的消息——《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不过，这份“通告”却是在10个月前发表的。

为了取得东方邻国中国的同情和支持，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声明放弃沙俄侵占中国的领土、赔款和治外法权，建议两国建立正式关系。

不过，站在协约国立场上的北京政府，敌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宣言反应冷淡。1919年9月，戴季陶主编的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第一次向中国人披露了这个消息。直到1920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才以《劳农政府通牒原文》为题，全文刊载了宣言。

《新青年》的传播力度最大，开辟“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专栏，不仅全文刊发宣言，还登载了报界、上海各界联合会等全国各界15个团体的答复专函；编发了天津《益世报》、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报刊的消息或评论，呼吁“用不着迟回观望，立刻答复劳农政府，承诺讲和罢了”。

苏俄政府的宣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工人。在上海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的人们致函俄国工人、农民和工农政府，请求在反对中外压迫的斗争中予以援助。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