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全面提高应对生物安全风险能力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0）05-0020-05

生物安全问题早已存在，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个问题迅速成为焦点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将生物安全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更为新时代维护生物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南。

维护生物安全是个重大战略问题

生物安全是指生物的正常生存、发展以及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人类开发利用活动侵害和损害的状态，一旦这种状态受到破坏，就产生生物安全问题。科学的发展、医学的昌明大大提高了人类应对生物安全问题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彻底摆脱了生物安全问题的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现实已经表明，生物安全作为新兴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对国家安全提出全新挑战，需要我们坚持从人民立场、国家安危、全球视野来审视维护生物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

建设健康中国的应有之义。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作为一种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散发着历久弥新的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人民健康与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紧密相连，彰显了“人民至上、健康为先”的价值取向。而一些由生物安全问题引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会影响甚至破坏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从2003年非典疫情，到2009年甲型H1N1流感，再到2013年H7N9型禽流感，直至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始终面临着生物安全的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时常面临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其传染性强、潜伏期长、初期症状不明显、发病迅速等特点，短时间内就对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战胜疫情，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陆续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历史地看，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必将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再受到诸如此类重大疫情的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但建设健康中国仍然任重道远，维护生物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永远在路上。

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的客观要求。生物安全关乎国运，影响到人民健康生活,威胁到国家长治久安。人类历史上古罗马帝国曾经辉煌一时，却因接连暴发瘟疫，人口骤减四分之一，成为古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导火索；我国明朝末年，鼠疫席卷华北地区，到崇祯十四年传入北京，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为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创造了历史机遇。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因此草草结束。历史表明，生物安全危机出现后往往会引起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等连锁反应。重大传染病疫情虽然不能决定历史，但在一定时候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也给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疫情发生后，从汽车到石油，从生产到消费，从航空服务到环球旅游，全球无数商品的国际生产被迫放慢甚至暂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3月23日发表声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衰退。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党采取了坚决有效的科学措施，已经基本阻断了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但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确实受到一定冲击和影响。这提醒我们，维护生物安全的“钢铁长城”筑不牢，生物安全的“黑天鹅”一旦出现，就可能轻则阻滞社会发展进程，重则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

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内在要求。全球化时代，是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时代。一个地点的生物安全风险，借助全球化的“翅膀”可能很快变成全人类的“梦魇”。1918年首先爆发于美国福斯顿军营的“西班牙大流感"，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向全球蔓延，夺去了2000万至4000万人的生命，致死率高达2.5%至5%。2012年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肆虐中东，两年内就从发源地传播到欧、美、北非、东南亚等地，全球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2200多例，致死率高达35.4%。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今年4月9日时就已经席卷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一百年前西班牙流感暴发时一样，面临的都是极具传染性的突发疫情。但不同的是今天全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度融合，可以说为病毒打通了一切快速跨域传播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全球大流行疫情还会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增加许多变数，一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失衡，给国家经济带来的损失将是巨大的。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也使得分散于各国的个人真正成了人类相互紧密联系的一分子。为了人类的长远发展，对安全的关注需要突破国家、种族的界限，从关注国家安全上升到国际安全，从关注个人安全上升到人类安全。

我国生物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挑战、风险，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非典、埃博拉、寨卡等病毒在世界各地频频现身，多重因素作用下国际生物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我国所面临的生物安全挑战也日益凸显，战略安全风险增加。

滥食野生动物引起的原发性风险。我国是个讲究饮食的国度，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然而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形成了“猎奇”“炫耀”“野味滋补”等畸形消费观，似乎任何东西只要能搬上餐桌就能被食用，完全不考虑食用的后果。野生动物是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的存储器和放大器。人类为了口腹之欲而滥吃野生动物，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干扰了物种间经过上百万年进化而达成的自然和谐关系，很容易导致动物易感的病毒传播上身，引起人类新发传染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要加强法律实施，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致命病毒纵然可怕，但只要人类恪守本分，敬畏自然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传染的风险。

全球化带来的输入性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有研究机构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一个结论，倘若类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今天再发生，36小时内就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将会导致5000万至8000万人丧生。生物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生物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2001年英国暴发的口蹄疫，不仅波及到美国、加拿大及一些欧洲国家，也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波及到包括我国在内的214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今年1月到3月中旬，我们还在关注如何解决国内疫情的扩展，3月中旬后我们则又必须着手应对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随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世界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区分一国公共卫生事件和世界公共卫生事件正在失去意义，有时甚至会起到负面引导作用。

生物科技发展失序引发的潜在风险。与其他类型高科技相比，生物科技是关于生物和生命存在、发展、演变的科技，其自然科学属性、工程学科属性、社会性属性将会随着生物科技自身的发展而呈现出越来越交织的特点。2018年12月3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题为《基因组编辑生物安全——治理基因组编辑的需求和战略》的研究报告指出，已经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基因组编辑存在两用性问题。例如，新谷歌公司的子公司酝酿向美国加州雷斯诺地区释放大约2000万只基因改造蚊子以帮助消除寨卡病毒感染人类。鉴于缺乏基因驱动方面的经验，以及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人们担心，出于消灭疾病、控制病媒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而故意向野外释放基因驱动，可能对种群动态的稳定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生物技术的进步还可能会诱使各国恢复生物武器计划，这很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生物武器的极端是基因武器，有专家断言，只需20克超级基因武器，就足以使60亿地球人死于非命。生物武器成本低廉、杀伤力大、溯源困难，一旦被那些暴恐分子获得和利用，无异于给恐怖主义插上翅膀，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导致暴恐活动隐蔽升级的可能性。

维护生物安全的战略选择

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复杂严峻，防范化解生物安全风险始终是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目前，我国已明确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必须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审视生物安全，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生物安全。

强化以人为本的生物安全意识。培塑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安全意识十分重要，它决定了我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生物威胁，决定了我们在解决生物危机时所选用的方式。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宗旨。在探讨生物安全领域的问题时，人们时常会有这样的疑问：生物安全到底是保护谁的安全？如果我们将维护生物安全的对象看作是泛泛而谈的生物，面对非人为产生的对人造成危害的生物时就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到底是应该维护人的生命，还是应该维护生物的生命？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要求生物安全工作围绕人展开，其余动植物及微生物应当放在维持人的生命系统中去考察其安全性，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根本目的。当然，人类只是生物圈的一部分。面对自然，人类依然渺小，我们必须敬畏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敬畏生命本身。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尊重自然生态就是呵护人类自身，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不断超越前人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的健康水平仍将不断提高，但这一趋势并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与生物安全威胁是长期共存和斗争的关系，不要想着追求人类自身的绝对安全，更不要暗藏征服自然的野心，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和谐共生的生物安全理念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赓续不断。

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相对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等其他类型的国家安全，不可预测性是生物安全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就对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对生物安全威胁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就会在危机来临时束手无策或反应迟钝，进而引发系统性危机。历史实践证明，越是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越能考验一个政府的治理能力。我国经历非典疫情后，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已有初步成效，安全治理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检验，显示出了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最终战胜疫情提供了根本保障。但是必须看到，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同维护生物安全的要求相比，我国在生物安全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应针对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完善的法律法规要抓紧完善，该建立的体制机制要抓紧建立。

增强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力量。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器，也是应对重大疫情疾病的利器。在历史上，人类之所以能够摆脱麻风、天花、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的困扰，离不开科学特别是医学的发展。近些年来，在抗击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等多次重大传染病中，科学技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科技战线组成多个科研攻关组，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分阶段推出多种检测试剂产品，迅速研制疫苗并启动临床试验。这不仅显示了一个大国应有的科技实力，更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注入了强大信心、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目前，我国已在合成生物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个别方向上实现国际领先。我们必须抢抓机遇，争取在生物技术领域实现大发展大跨越。这既是维护生物安全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

打造生物安全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其他类型的国家安全相比，生物安全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社会对我国提供了宝贵的政治支持和物资援助。“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疫情中的中国不仅第一时间与全球10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有关防控经验和治疗方案，还及时向80多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物资援助，更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家直接派出医疗队参与救援，有力地助推了世界抗疫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打造生物安全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国不仅应是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塑造者，也应是国际公共产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应发挥其在经济动员、医疗救治、科学研究、物资生产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以公开透明的态度同国际社会加强技术协作，为其他需要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担当起大国应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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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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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滴川.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M].北京:天地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孙经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纪泽苑,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