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全面从严治党

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治集团，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半个多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把中国的现代化大业推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坚定的政治决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命题，并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真正演化为在民主和法治道路上具有现代管治理念的执政党。其实，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党对如何科学执政就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应该说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需要。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通向现代化之路，都必须经历三个基本阶段。一是从传统国家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二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段。在第三阶段，一方面要求各个领域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定型，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社会以及人的现代化，被提上重要位置。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正是我国经济社会演进的必然结果。这一战略目标的推进也必将大大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并使中国共产党真正完成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变。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从严”贯彻始终。在不同场合，中央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刻不能放松。当然，这种“严”应讲究科学、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能以严为借口乱作为。把脉中国大势，不难看出，“全面从严”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将成为一种新常态。从根本上说，这是保证中国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既定强国目标的必然要求。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我们也都深深意识到一种发展危机，一种高速度带来的失序感。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党的建设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是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重要警示，令人警醒。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党风廉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因为领导国家进步的政治集团的根子腐了、烂了。如果放任腐败蔓延，我们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将付之东流，最终也将使国家发展失去连续性。总之，对中国来说，不严就难以遏制肆意蔓延的各种政治病、社会病，中国就非常危险。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完善科学执政的制度基础作为重点。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面对急剧变化的世情、国情，规范约束党内生活和行为的制度体系没有构建出来，在治党治国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今天我们党出现的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比如，如何从制度层面制约监督权力的滥用？如何整合、健全问责机制？如何建立民意表达的畅通渠道？从制度上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具体而言，就是要按照党的规矩和国家法律治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第二，依纪治党，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第三，依法治党，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第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党的规矩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有序推进不仅对加快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也必将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提供更加坚强的保证。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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