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次又一次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梦想，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党史观是一系列有关党史、党史学观念的集合，其在本体论意义上包括党史是什么、党史学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学习党史的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则包括如何学习、研究党史，这反映、影响着对党史本体论的理解。要更好地发挥党史学习教育的积极意义，必须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研究党史需要坚持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至今百年历史的集合，它由一系列客观事实组成。然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注定了它的历史不同于某一门一般的历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党史国史学界已经就党史学的性质达成共识，即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具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换言之，在某些历史学研究那里完全的“价值中立”，仅仅停留在把一件小事讲清楚的“村庄故事”，并不适用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与学习。党史学要求学习者精准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关注重大问题，“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以此确立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正确理解。本体论意义上的党史观应同时包含对中共党史客观性、中共党史学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确认。在这一前提下，也就很容易理解党史学习教育的必要性和意义：我们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从党的建设、理想信念等方面汲取力量以更好地走向未来。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党史研究、学习有全面的认识。既然党史学具有政治性和科学性，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就成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关键。

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从历史上看，党史学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蔡和森同志较早地注意到了系统总结、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必要性。他指出，一名好党员需要“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以明白自身责任，若要理解党发展到什么阶段、程度，未来发展道路何在，就需要“用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①。这意味着党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关乎合格党员培养、党前进方向选择的一门具有较强政治性和现实性的研究。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共党史研究起步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并阐述了它的政治属性、政治功能。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②。经过整风运动、党史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确认识和评价1949年后的党史与重要党史人物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处理遗留问题、分清功过、纠正冤假错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起草与修改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改革开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研究和学习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曾多次指出党史学习对于坚定理想信念、执行基本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胡锦涛同志要求更加重视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教育全党、人民，要求把革命史学习同理想信念教育、先进性建设结合起来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当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要求围绕“三个为什么”广泛开展宣传教育⑤。

从现实上看，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要求我们重视党史学的政治性。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会遇到复杂的风险考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深刻演变更增添了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欲灭其国，先灭其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攻击、否定党的历史就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否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党史学的政治性，才能旗帜鲜明地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维护和巩固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正确对待错误、曲折以迎接和战胜新的挑战的历史。这种善于总结和学习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体现，也是党先进性的体现。总之，党史学从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一属性让党史学习研究在党的事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当今中国的现实也要求重视、发扬党史学的政治性，明确这一属性将是正确学习党史的第一步。

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

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史学的政治性并不意味着抹杀其科学性，党史学要求客观评价历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回应现实问题，并积极吸取国内外史学发展的营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因难以客观认识历史而蒙受巨大损失。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思想混乱，是波匈事件的诱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吸取苏联教训，面对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毛泽东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坚持评价人物、历史要采用“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避免感情用事，要求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引党和人民。胡乔木同志曾指出，以政治需要为借口要求历史学违背事实，将破坏历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历史学满足政治需要的表现应是历史向社会和政治提供新的成果，社会和政治把成果作为向导⑥。根据以上认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公正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及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来的探索与成就。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任何先例，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实际的过程注定艰难，曲折和错误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和对待这些错误。从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善于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历史，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这种思想传统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面对社会上有关党史的热点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党史学界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回应。“两个三十年”问题关系到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评价，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和道路选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问题。然而社会上长期存在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否定的错误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肯认两个时期差异性的基础上阐明了两者的紧密联系，指出它们“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⑦。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将是难以想象的。中共八大对基本矛盾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都为改革开放后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不过，在正视联系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差异，这是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应有之义。

史学研究是在对话交流中发展的，坚持党史学的科学性就要积极吸取国内外史学研究的营养。胡乔木同志曾提出要求，党史研究要拿出新材料，在研究水平上超过海外党史研究⑧。虽然四十多年来我国党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较于资政育人的使命，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的理论水平、相对边缘化的学科设置、难以满足需要的人才队伍建设，都阻碍着党史学向更高水平发展。海外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也产出了丰富成果，与海外的交流对话将有助于我们讲好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故事。当然，积极对话和汲取营养不意味着全盘照搬，而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之，树立正确的党史观需要深刻认识党史学的科学性。2021年正值建党一百周年，党史学习教育为党史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学界应积极探索学科建设的未来方向，抓住时机拿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以此证明和发挥党史学的重要价值。

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要把握好党史学政治性与科学性的辩证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党史学的政治性与科学性可能存在张力，但不能把两者视为决然互斥的概念，更不能以互斥为由抛弃其中一者，否则不仅难以发挥党史学资政育人的功能，更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实际上，通过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政治性和科学性将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在实践中把握好党史学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键，在于以大历史观着眼主线，重视主流与本质。

首先，必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把握党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代仁人志士们的不懈追求。无论是秉持教育救国、科技救国，还是主张立宪或革命，先进的中国人都致力于救亡图存，使自强的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是在共同理想的指引下，原本出身不同、思想认识不同的先进国人在探索中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形成百川入海之势，这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救国之路，始终奋斗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第一线，终于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强国梦是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各种制度安排的关键。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才有可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保证国家安全、谋求国家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进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由此可见，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脱离了这一点，学习党史将会事倍功半。

其次，必须在人类文明曲折前行的历程中把握党的历史。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离不开五百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从托马斯·莫尔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过，达到那样一个社会一定需要漫长、艰难的探索。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如何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在领导人更新换代，处理与兄弟政党、兄弟国家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从正反两方面汲取了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中国的事业，更是人类文明的事业。当今中国已经以自身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同时，日益强盛的中国还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缔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再次，要以大历史观探索党史的丰富内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史是党史学主要乃至唯一的关注对象。改革开放后，以张静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倡现代化史观，提倡社会史研究，开拓了党史学新的研究领域，提升了党史学的研究水平。时至今日，党史学既可被分为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⑨，也可以按照“五位一体”被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生态史。这些不同的分类方法启示我们，不能把内涵丰富的党史宝库简化为一部“会议史”或“主要人物活动史”。党史应当有生动的情景，“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⑩。否则既限制了党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也限制了党史学现实价值的发挥。不论研究领域大小，党史研究都应具备宏大的关怀和明确的问题意识。着眼于边缘群体的社会史研究看似微小，却可以承载着助力社会建设、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追求。

最后，要以大历史观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质疑。部分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利用其话语霸权干涉别国的道路选择，试图把近代以来西方的发展道路绝对化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具有深刻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的客观事实。面对国内外对党史的攻击、指责、抹黑、混淆，以科学的方法和丰富的研究成果“正本清源”十分必要。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大历史观，以涵盖“四史”的宏大视野理解和解释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此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种话语范式的重叠增加了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也给党史学带来了挑战。树立大历史观意味着在承认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程度主观性的同时坚持历史的客观性，以坚定的信念、科学的方法探索历史规律。

把握好党史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树立正确党史观是深入学习党史的前提条件。广大干部应把自身工作同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刻理解党的初心与使命，践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积极的总结者，结合自身实际讲好改革的故事、发展的故事。广大党员不能满足于做被动的接受者，应在工作、生活中主动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党史的规律，在坚定信仰的同时以科学的方法解决疑惑，同时还要以深入的思考、科学的认识批判有关党史的错误观点。广大群众要认识到党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战胜磨难、取得一次次历史性胜利的深刻原因，认识到坚持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特殊性、重要性，从而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注：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9JDSZK036）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

④《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16、122、126、145、154-155页。

⑤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⑥程中原：《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⑧《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⑨欧阳淞：《关于党史研究的布局和样式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

⑩《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