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生态的嬗变逻辑

当代西方政治生态的嬗变逻辑

历史上,自由主义承诺了一套包括个人身份平等、言论自由、契约自由等在内的法权自由体系。在自由主义看来,西方社会是平的,全球化是平的,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特征,在其背后,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导致的社会分裂和危机,推动着西方政治生态从自由主义走向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带来的危机又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创造条件,这就是当代西方政治生态的嬗变逻辑。

金融资本社会的系统性危机

在西方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金融资本。在美国,真正作为主体的既不是抽象的个人,也不是国家,而是金融资本,没有任何比之更高的主体。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其垄断包括产业、商业和信用业的垄断,还包括不动产垄断、公共经济部门的经营垄断、国债发行和公共信用经营垄断以及货币发行权的垄断。金融资本的这些垄断都服务于其自身的超额利润、垄断利润、创业利润以及投机欺诈利润。在这些利润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推动社会进步获得的,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其他阶级的直接剥夺获得的,是对其他阶级财富的直接转移。

金融资本的积累是垄断性、剥夺性、寄生性的积累。这种积累一方面导致制造业和社会生产者阶级的萎缩,另一方面导致债务的膨胀。在一定的时点上,债务膨胀和生产萎缩会互相加强,造成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债务通缩危机,而债务通缩危机,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和确认的经济萧条的原因。经济萧条是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自否定”逻辑的集中表现。

新自由主义政治共识的破裂

自由主义下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成社会分裂,破坏着自由主义本身的前提条件,推动自由主义自身走向危机。自由主义所颂扬的契约自由转变为债务枷锁。在契约自由之下,金融资本的信用关系造成了现代社会复杂的债务关系。信用制度的契约关系成为制造债务和贫困、失业的原因之一。例如,美国的“千禧一代”认为,他们到60岁也还不清助学贷款,即便大学毕业,他们也难以改变命运。就像古希腊的契约自由引向债务奴隶制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契约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为了克服金融资本积累的债务通缩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萧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出降息、减税、量化宽松等政策,通过不断印刷纸币来解决危机,使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日益背负上沉重的负担。这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国家债务的增加、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削减,社会生产者再次遭到剥夺,处境每况愈下。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对金融危机的救助,使国家自身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削减福利、对社会生产者阶级进一步剥夺等,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自由主义的危机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暴露出来。美国政治陷入解决实质问题毫无成就,而形式上的政党纷争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中,共和党、民主党相互攻击,每一方都认为自身体现着自由主义,而在对方眼中则每一方都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这种奇怪现象所反映的正是自由主义自身的危机。

右翼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民众的焦虑和绝望情绪蔓延,风起云涌,越来越突破自由主义秩序。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右翼投机政客活跃起来,他们替金融资本蛊惑民众,把民众反对金融寡头的斗争引向反对“第三元”的斗争,即反对少数族裔、反对其他族群、反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的斗争。这就是在西方正日益蔓延的右翼民粹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使自由主义的法权自由体系遭遇危机。其一,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所默认的天赋人权遭遇危机。自由主义自称主张基于理性的人权,而不论黑人、白人,不论个人选择什么宗教信仰。在右翼民粹主义冲击下,自由主义所期待的那种宽容、妥协、合作的理性人变得越来越激进化。在现实中,攻击移民、黑人和少数群体,身份歧视、暴力、极化现象广泛蔓延。其二,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的言论自由基础也遭遇危机。自由主义号称,客观中立的媒体是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要素。但是,西方一些标榜价值中立的媒体表现出明显的党派性。例如,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强烈亲共和党,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强烈亲民主党。人群的两极分化和媒体丧失客观中立原则,互相催化,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其三,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所确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体系遭遇危机。在严重的利益撕裂面前,司法机构表现得无能为力。不仅立法权和司法权遭遇危机,行政权也是一样。行政权或表现为极度无能,或因屈服于金融寡头的利益而丧失公信力。

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特朗普主义。特朗普虽然在美国大选中失败了,但是特朗普主义还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因为特朗普主义需要通过不断转嫁矛盾、冒险来自我壮大。在深刻的危机面前,右翼民粹主义所裹挟、所影响的金融资本帝国倾向于采取愈益冒险和进攻的政策来转嫁危机,这将成为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全球动荡的根源。

随着金融资本社会危机的深化,改良主义等中间道路的空间日益逼仄。奥巴马执政所带来的失望情绪,使民主党丧失了“铁锈区”白人工人的支持,民主党在五大湖周边的“蓝墙”倒塌。在深刻的危机和焦虑中,越来越多的人向右翼民粹主义寻求希望,如在美国衰落、贫穷的小城市和广大的乡村,有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但右翼民粹主义并不关注民众的根本利益,他们只是把民众作为蛊惑的对象,只是把民众作为右翼政客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利用民众运动中不自觉的一面来挑动族群对立。他们不会触动民众贫困的真正根基,即不会触动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制度。不仅如此,右翼民粹主义的各种极端倾向还会导致新的、更大规模的更难以解决的危机。所以,右翼民粹主义不可能长期掌握民众。从历史趋势看,民众运动必定会离开右翼民粹主义而与社会主义结合。通过民众的有序组织、充分动员,把金融寡头所垄断的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实现社会重建,这是把西方社会从金融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必由之路。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新自由主义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变,而右翼民粹主义的逆流必然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创造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有理由坚定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作者: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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