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幽探胜京西麓

西山是北京西部山地的总称，属太行山脉最北段，居太行之首，拱卫着北京城，有“神京右臂”之誉，确如一只宽厚的臂弯，守护着这一方水土。这里庙宇众多、人文荟萃，因此也有“京畿神山”之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千百年来，北京西山永定河地区既有龙脉绵延、风景秀丽的壮丽山水，也孕育了丰富多彩、和谐共生的寺庙文化，在古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西山岩麓 无处非寺

明代《宛署杂记》感叹境内“寺庵宫观堂庙之多”，谓“今天下（释、道）二氏之居，莫盛于两都，莫极盛于北都；而宛平西山，实尤其极盛者也”。晋唐时期，寺庙文化便在这里逐渐萌芽、发展。辽金之后随着都城的建立与巩固，西山的寺庙宫观更如雨后春笋，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西山地区有明确记载的寺庙宫观，就达二百三十余所，其中大部分位于城西二十到七十里之间的浅山区，尤以翠微山、寿安山、小西山、玉泉山、阳台山等地为多。

京西凭城可望的林荫山色，既是僧尼道侣的修行佳处，也成为都城人寻幽踏胜的风水宝地。元代尹志平称“西山深处道人家，养道修真何处加”，又说自己“行遍天涯海角，未似西山心乐”。西山的寺庙宫观，是善男信女祈祝还愿的场所，同时兼具雅诵、赏玩、交际诸功能，因而成为百姓不可或缺的休闲胜地，在京城文化繁荣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辽、金定都以来，在京城与西山之间往来者，络绎不绝。明人《西山行》记为“华缘海会走都人，碧构珠林照城郭”。《宛署杂记》亦称，京西阜成门、西直门之外，中贵世家“春而踏青，夏而寻幽，如高梁、白云、卧佛、碧云之会，冠盖踵接，壶榼肩摩，锦绣珠翠，笙歌技巧，哗于朝市。此又非官民咸熙、情境之盛不能也”。西山庄严肃穆的寺庙场景，与京城斑斓驳杂的俗世生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对此盛景，明人王世贞有诗称：“西山二百寺，蝉缓琉璃刹。”清代《日下旧闻考》则不无夸张地描述为“西山岩麓，无处非寺”。从阳台山麓庄严的辽代大觉寺，到翠微之南精美的明代法海寺；从近城鼎沸的八大处，到西南幽静的上方山；从永定河畔喧嚣热闹的河神庙，到妙峰山顶万众顶礼的娘娘宫，西山数百年间“相望而起”、琳琅满目的梵宇琳宫，既体现出京城古都文化的丰富多彩，也反映了西山与都城之间密不可分的人文关联。

先有潭柘 后有幽州

“先有潭柘，后有幽州。”见于明代《帝京景物略》的这句百姓谚语，不仅充分体现了潭柘寺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也深刻反映出西山这座千年古刹与北京城市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潭柘寺为民间的俗称，因寺旁有青龙潭，又曾有柘树千株，故山名潭柘山，寺称潭柘寺。早在明末，孙承泽即将潭柘寺视为北京佛寺中的“最古者”，并将其历史上溯到晋代的嘉福寺。不过从现存资料来看，潭柘寺明确可考的寺史，只能上溯到唐代的龙泉寺。金代重修扩建，在西山佛寺当中声名鹊起。明代天顺年间赐名嘉福寺，清代康熙年间又改名岫云寺。但以潭柘寺之俗称传久不衰，成为京西最显赫的佛教大刹。

金元之后潭柘寺地位的提高，与北京成为都城的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潭柘寺见于文献的首次大规模修整，即在北京定为中都之后的金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竣工之际，皇太子完颜允恭还特意代表其父金世宗，前赴修缮一新的寺庙内进香。高僧重玉为此撰写的从游《应制诗》，后来亦立碑寺内。由此开启了皇室赴寺礼佛的传统，也为潭柘寺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人文传承。

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潭柘寺继续得到皇室推崇。据说元世祖的女儿妙严公主即在寺内出家，每日礼忏观音。由此形成的大殿拜砖，还成为潭柘寺内众口相传的“圣物”。明代天顺、弘治、正德、万历年间，潭柘寺又多次得到扩建。清代潭柘寺进一步获得皇室支持，康熙皇帝甚至任命与自己相交多年的震寰和尚出任住持，并亲笔题写了“敕建岫云禅寺”匾额。康熙皇帝曾三次临幸潭柘寺，赋诗称“潭湮石甃露，柘古苔纹生”，又谓“爱此户外泉，俯视涓涓清”。其后乾隆皇帝也多次到潭柘寺瞻礼，盛赞“西山两名寺，潭柘与香山”，又称“岫云与我语，为我辟云关”。潭柘寺由此成为与香山寺相提并论的西山两大名寺之一，并获得京西“皇家第一寺”的美誉。

因为受到皇室的推崇，潭柘寺在百姓中间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清代《畿辅通志》载称：“宛平县西八十里，西山诸峰连绵而西，潭柘为尤胜。”慕名前来的文人学士，又将潭柘寺的名声传播至全国各地。明人诗称“读书潭柘岭，身在白云里。开轩豁远眸，风瀑洗心耳”。位列明代“前七子”之一的边贡，更在与友人的赠别诗中，特意提及“晓上黄金台，夕登潭柘山”。

累经修缮扩建的潭柘寺，既保持了明代佛寺的基本布局，又有较完整的清代行宫建筑。历久相沿的僧人墓塔群，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人文艺术特色。潭柘寺大殿前的银杏树，相传始植于辽代，人称“帝王树”。清代乾隆皇帝御书“猗亭”横匾的流杯亭，更具汉魏以来曲水流觞的文人雅致。寺内又有日本高僧无初德始、东印度底哇答思大师、西印度连公大和尚等人的墓塔，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山藏石刻 寺号云居

如果说潭柘寺因皇家推崇而专享尊贵，那么云居寺则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京西诸寺中独擅胜场。千年传续的石经，既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在北京历史上享有特殊地位。

云居寺石经，创始于隋唐之际的高僧静琬。静琬，又作净琬、智苑、知苑，籍贯及生平不详。唐代《冥报记》载其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在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这成为云居寺千年石经创制的开端。在萧皇后等人支持下，静琬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完成《华严经》等佛典十二部。摹刻之后，他又凿洞秘藏，“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为昭慎重，静琬还在秘藏石经的雷音洞内，举行了隆重的佛舍利安放仪式。

静琬以石刻经，乃是“冀于旷劫，济度苍生一切道俗”，因而再三嘱咐“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又汇集众人之力，在藏经洞前构建寺庙。这既为静琬的弘法事业画上了圆满句号，也进一步开创了石经刊刻的新局面。因而静琬圆寂以后，寺僧玄导、僧仪、惠逻、玄法等遵从祖训，“凡五代焉，不绝其志”。幽州百姓的支持，也为云居寺刻经事业提供了强大动力。据统计，隋唐两代共刊刻石经五千余块，成为云居寺石经历史最悠久、文化最丰富的核心部分。

辽金时期是云居寺刻经史上的又一重要阶段。辽代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因而升幽州为南京不久，云居寺石经很快重兴。辽穆宗应历年间（公元951—968年），云居寺石经“遂有次序”。尤其是辽中后期，在圣宗、兴宗、道宗等帝王的持续资助下，云居寺续刻《般若经》《大宝积经》等，计“碑四千八十片，经四十四帙”。金代僧、俗继续于云居寺刻经，增加了《妙色王因缘经》《八部佛名经》《增一阿含经》等佛典。僧人玄英与俗家弟子史君庆等人刻造的密宗经典，更为云居寺石经增添了新的文化内容。

元明以后，云居寺刻经逐渐停止，但其文化声誉则不断高涨。洪武年间，奉明太祖之命前往瞻礼的高僧姚广孝诗称“功非一代就，用藉万人力”，又谓“大哉弘法心，吾徒可为则”，对静琬的壮举表达了极高崇敬。后人亦盛赞“螺书龙画经风雨，孔壁周藏并古今”，或称“住持永劫无穷愿，心逐寒云绕帝京”，感叹云居寺虽物是人非，但依然梵钟缥缈。当代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居士，更在《修复云居寺颂》中赞叹为“锲而不舍历千年，石经宝藏冠人间”。

近代以来，云居寺曾毁于炮火，经多次复修，现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千年石经举世闻名。寺内珍藏的佛舍利，亦与北京八大处佛牙、陕西法门寺佛指，并称为佛教“海内三宝”。20世纪80年代，随着历劫幸存的清代《龙藏》木刻的移入，云居寺形成了石经、纸经、木版经“三绝”同辉的新格局。由此，云居寺作为“北方巨刹”的声誉日隆，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刹。

车水马龙 金顶妙峰

西山深处的妙峰山娘娘庙，为百姓信奉“泰山娘娘”最重要的道教宫观。“泰山娘娘”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是京城百姓虔诚信奉的道教神祇，缘起于明代中后期，曾在京城内外盛极一时，建有庙宇二十多座。清代除近城“五顶”继续繁荣以外，又有京西的妙峰山后来居上，并以“金顶”之美誉，成为京城百姓信奉“娘娘”的核心。乾隆年间，妙峰山脍炙人口的“金顶”称号，已明确见于香会碑刻。嘉庆年间的竹枝词，更将妙峰山视为率先给“娘娘”进香的西山首观，记称“西山香罢又东山，桥上娘娘也一般。道个虔诚即问好，人人知是进香还”。

晚清、民国年间，妙峰山娘娘庙进一步繁盛。清末《燕京岁时记》记载，从四月初一开庙起的半月之内，妙峰山“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京城百姓竞相出西直、德胜等门，在妙峰山香道上摩肩接踵，互道“虔诚”。《京都风俗志》谓为“灯烛香火，日夜不休”。竹枝词则总结为“车水马龙人似蚁，去朝金顶妙峰山”。时人叹称香会期间，妙峰山顶“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更多的游人，则聚集于京西的山林香道之间，构成“京都一巨观”。由此可见，妙峰山金顶对于京城百姓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京城百姓“去朝金顶妙峰山”的热情，也吸引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民国年间，北大教授顾颉刚、社会学家李景汉以及美国学者甘博等人，先后赴妙峰山实地考察。他们将考察报告连载于《京报》副刊的《进香专号》上，并最终整理出版了《妙峰山》等书。这批研究成果在学界获得巨大反响，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随后，由他们开启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中国学术版图上也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作者简介：郑永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