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1845年2月，马克思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在此期间，他对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马克思发现，费尔巴哈哲学在解释自然领域是唯物的，但在社会历史领域却是唯心的。为此，马克思希望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观。他的这一想法与恩格斯不谋而合，两人开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为撰写这本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彻夜长谈。他们认为，新的世界历史观不能只关注一个地域、某些国家和少数人。在仔细梳理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的辩证关系后，他们发现“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对此，他们提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并不是黑格尔所信奉的“绝对精神”，也非费尔巴哈“爱的宗教”，而是生产力普遍发展、社会分工有序进行以及各民族的互相交往。他们认为，交往有利于促进世界历史性的发展，世界历史从区域史走向世界史，共产主义理想从一国走向多国，将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论述“全球性”“普遍性”等概念关系初步构建唯物史观理论，那么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则从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并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交往进行制度层面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主导下“全球化”的实质是“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相反“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马克思恩格斯擘画的未来世界是这样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为了用更科学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指导世界革命，马克思开始了《资本论》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全球化”作出清晰描绘：“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自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更加具有实践性与科学性，也为世界各国经贸联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

马克思一生都在深化着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思考。面对风起云涌的俄国革命形势，1881年他在给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研究视域转向东方，以人类文明多样性角度创造性地考量了“俄国模式”，从实践层面丰富了世界历史理论，为下一步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作出科学预测与指导。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作出的科学预测。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普遍交往的扩展，各民族一定会进入世界历史阶段。他们当年的这个预言，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阐释也有了更深层次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鲜明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时代抛给人类的经济安全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互联网安全问题、核安全问题、极端恐怖势力问题等，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共寻解决之道。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当今世界，利益的多元化，相互间的冲突与碰撞比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远为复杂。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改变了世界格局，更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解决问题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当前，全球及区域合作的内容与形式正在演变，这将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着眼未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仅靠自己取得成功，单边主义注定没有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理念和方案，已经为全球合作提供强大动力、积累宝贵经验，将持续为增进全人类福祉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