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五位归国博士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博士是和隋之珍、凤毛麟角。而且那时国内大学尚不能培养博士，因此博士均为国外留学归来。他们回国后本可轻易找到心仪的职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偏偏有一些海外归来的博士，主动放弃优越的条件，来到没有工资津贴、没有职称、发不了财也升不了官，吃小米、穿粗衣、住窑洞的延安，投身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陈康白、屈伯川、高士其、陈学昭、何穆就是他们的名字。

“工作着是美丽的”

“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是陈学昭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它不只是一个书名，也是5位归国博士的共同信念。他们来到延安就开始工作，与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血肉相连、荣辱与共。

刚到延安，陈康白与高士其等科教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1939年4月，中共中央提议要举办一次陕甘宁边区大规模的工业展览会，任命陈康白为筹委会主任。展会开了十几天，参观者达数万，不断有观众要求延长展期。接着，他受命筹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带着一班人马克服重重困难，使得研究院如期成立。

陈康白与屈伯川还参与到自然科学院的筹建中来。1940年9月1日，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设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有化学系、物理系、生物系与地矿系。至此，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自然科学大学终于成立。陈康白与屈伯川四处物色人才，购买图书、仪器、设备和准备其他教学条件。他和师生动手克服困难，写教材、刻蜡纸、印讲义、制作实验用的仪器等。1943年4月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李鹏、叶选平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誓与马列共生死”

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是国内主要盐产区之一，对外出口盐的收入占到了边区收入的近95%。当时，三边分区主要“靠天”采盐，1940年的夏秋却阴雨不断，不仅冲走了盐堆，盐池内的积水也无法蒸发，导致“盐荒”。8月，中央委派陈康白兼任三边盐业处处长，让他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边区“盐荒”问题。陈康白随即带领科研攻关队伍，日夜兼程奔赴地处毛乌素沙漠的三边盐池。经过科学分析，他们发现这里的盐是古代海洋枯竭后，在低洼地带沉积而成。在深入群众调研时，盐农提到的“海眼”引发了他的关注。通过勘测，陈康白找到了几处“海眼”，判断它是盐壳下水汽冲开沙子形成的“出气孔”。他组织人力把“海眼”挖成水井大小，修建了一批标准化盐田，经过晒制获得了高品质的精盐。此后，全新的打盐方法迅速在三边推广开来，边区盐产量提高了近10倍，极大地缓解了边区的财政困难。

1944年11月以后，陈康白离开了延安，参加了王震领导的南下支队。1981年7月31日，陈康白在北京逝世，完成了他“誓与马列共生死”的毕生追求。

屈伯川1941年5月被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42年初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任副局长。1944年初，我军在晋西北接收了一个火柴厂迁往延安，屈伯川作为建设厅代表主持建厂和开工生产。当时这个厂生产的“丰足火柴”和化工厂出产的“新华肥皂”、毛织厂出产的“卫华毛毯”成为延安的三个名牌产品，畅销国统区换回边区急需的各种物资。抗战胜利后，屈伯川带领科技人员从事军工试验，并把后半生献给了教育事业，直至1997年2月18日与世长辞。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因其全身瘫痪，组织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毛泽东把高士其树立为全党全军学习的榜样。每次开大会，工作人员将高士其背上主席台，坐在毛泽东身边。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在党组织的护送下前往香港治疗。1949年9月21日，高士其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撰写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孩子们亲切地称他为“高士其爷爷”。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因病逝世。

陈学昭来到延安之后，满怀激情地写成一组通讯，于1940年7月出版《延安访问记》。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时毛泽东招呼她坐在自己的身旁。她先在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工作与学习，后担任《解放日报》编辑。在天寒地冻的陕北农村窑洞里，在延安撤退时行军的间隙中，在用被褥叠成的“桌椅”上，写成了《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上卷。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在杭州逝世，终年85岁。陈学昭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一生为读者留下丰富的作品，在我国的新文学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

“筹备一个尽可能现代化的中央直属医院”

何穆来到延安之后，被安排到军委总卫生部下的边区医院工作。因何穆是治疗肺结核的专家，边区医院特地成立肺科，任命他为肺科主任。1939年受中央委托“筹备一个尽可能现代化的中央直属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医院终于在一座荒山上基本完成。11月7日，中央医院正式成立。

何穆因执行特殊任务到重庆，并于1941年12月回到延安，随即受命担任中央医院院长。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使这位留学归来的医学家激动不已，他顾不上休息，带着新来的同志来到了自己曾流下辛勤汗水的中央医院。经过一年扩建，工作人员增加到350人，设置了内、外、妇、儿和传染等科以及药剂、化验、X线等室，病床达180张，基本满足需要。门诊、治疗、护理工作秩序井然，医护技术接近国内先进水平，成为当时延安最先进的一家综合医院。

为了专心致志地做好防病治病，何穆辞去了院长之职。1941年至1942年，由于延河水系污染，延安伤寒病流行。何穆带领医护人员克服物质缺乏的困难，提出“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视病人如亲人”的口号，千方百计为患者医治。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央医院伤寒病人的治愈率很高，死亡率低于国统区。 

（摘编自2月24日《学习时报》 曾鹿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