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逆全球化下的中国新优势

应因逆全球化，政治、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上升了

规模经济：逆全球化下的中国新优势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经历了三轮冲击。微观层面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稳定，宏观上各国政府强调产业链的韧性，不仅从效率也从安全的角度看待产业的竞争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现在也遇到新挑战，高质量发展要求兼顾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

逆全球化：历史没有终结

过去40年，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在政策层面体现为全球范围内促进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商品和服务贸易，跨境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大幅扩张。伴随技术进步，运输和信息沟通成本降低，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全球产业链成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繁荣的重要载体。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市场经济会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学习和文化共同体，政治不再重要，市场决定一切。

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始，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逆全球化的驱动力从经济层面扩张到非经济因素。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对供应链的冲击很大，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地缘政治再次成为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更深远的因素，国家安全要求降低产业链成为地缘政治竞争工具的风险。在逆全球化时代，历史并没有终结。

逆全球化大国更具优势

消费者多样性（要求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生产端的规模经济结合，促进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规模经济的作用及其对产业链的影响？规模经济是指规模收益递增，直观来讲就是投入增加一倍，产出增加超过一倍。生产规模的增加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一方面是劳动者专业化分工，设备专业化分工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一定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足够大的需求，有助于固定成本的分担，吸引投资者和企业家参与。

过去30年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经济的高速增长受益于全球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但实际上小型经济体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和合作获得的收益可能更大。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可以比其本土市场规模大得多，由此小型经济体通过聚焦并做大某个产业而享受到规模经济效应。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不少小型经济体享有全球范围的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了高速增长，迈入富裕经济体行列。

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大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越小，这能解释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不重视传统政治概念上的国家规模的大小。在逆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等经济因素的作用下降，政治、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上升。各国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享受规模经济的空间下降，这对所有国家来讲都是不利的，但小型经济体的损失更大。逆全球化强化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一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跟过去相比变得更重要。

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规模大的国家能够支持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拥有更多的创新人才，技术进步因此更快，而技术进步具有强溢出效应，一旦产生即可被所有行业共用，大国借助更大市场规模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潜力更大。大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更多的人分担公共品的成本，人均成本较低意味着所有人都能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等。大国也更有能力保护自己，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大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可以相互帮助（财政转移支付等），更有能力应对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冲击。

逆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上升，也增加了各国利用国际市场的摩擦，各国更需依托自身市场形成的初始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借助本土的大规模需求市场，大国可以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有优势，并通过服务全球市场扩大原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国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更强，能够在更多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劳动力规模相当于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三个人口大国的总和，具备发挥规模优势的潜力，这也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并非大国就一定能实现规模经济，要避免有规模但没有规模经济，最根本的是市场经济竞争和消费引领。

做好逆全球化下竞争

对中国而言，逆全球化下促进市场竞争需要减少内部市场“碎片化”、应对转向不可贸易部门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内部市场方面，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升消费需求，打造国内消费大市场。不可贸易部门方面，土地本身具有规模不经济的属性，对其他部门发展收益的攫取能力强，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收入分化扩大的重要因素。过去20年，出口和房地产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两者的共同点是拉动短期需求，差异在于出口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效率，而房地产天然和垄断、寻租行为联系在一起，损害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平衡规模经济和反垄断、隐私保护以及跨国数字治理合作等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

（作者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