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为我国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在税收、创造就业、技术创新、出口贸易等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数据显示，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以及80%的外贸增长是由民营经济贡献的。一定程度上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在发展国民经济，做大民营经济就是在做大国民财富。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必不可少。因此，如何从战略全局出发鼓励和支持我国民营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民营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内在逻辑

我国以“低链嵌入”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将企业的发展壮大与低成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捆绑。通过立足全球配置资源，为国内中小企业提供增长动能，助力民营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具体来看，价值链嵌入和价值链攀升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

需求扩张效应。融入全球价值链将打破各类民营企业面临的需求困境，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一方面，阿里巴巴、华为、联想、美的等大型民营企业已经跻身世界500强企业，并逐步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借此，其将获取新的国际市场份额，扩大产品需求。与此同时，这类大企业将通过共同治理全球价值链，协调产品的利润分配，提高全球价值链中向国内分配的比例，来获得更高产品收益，提升利润并实现企业进一步成长。另一方面，考虑到占民营企业90%以上的中小型企业大部分并不具备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和机会，现有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嵌入和攀升，将为其提供新的需求。具体而言，中小型企业可以通过国内产业链的联动作用，以及大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当前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大企业享有的国际需求传递到有生产关联的中小企业生产中，为中小型民营企业产品需求的扩张提供新的方向，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出口学习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价值链嵌入的初期，民营企业需要大量进口国外高技术中间投入品，以及重要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而其中就隐含了国外的知识和技术。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迅速掌握先进技术，实现生产效率的飞跃，提高自身的全球竞争力。由于地方企业之间存在生产关联，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还可以通过生产网络进一步扩散到行业和地区层面，为推动产业升级奠定基础。但是，在享受技术外溢带来好处的同时，民营企业可能会过度依赖进口中间品，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最终陷入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中。此时就需要鼓励民营企业进行价值链攀升，攻克技术难关，弥补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和堵点，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价值链攀升面临的困境

在数据要素方面，随着数据广泛地参与到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本、劳动、土地和技术，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之快、辐射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深刻改变着企业的生产方式和创新模式，逐渐成为驱动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我国在公共数据的流通和使用，在顶层设计、定价规则、数据收集和隐私保护等方面有待改进完善，我国民营企业能够使用的基础数据类型有限，无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有效结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和服务，这也是我国民营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一大障碍。与国企和全球跨国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人才流失较为严重。主要是由于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规模较小，发展时间短，在管理和保障制度上存在以下问题：未能建立起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以及薪资制度的不合理。这些因素导致民营企业难以留住人才，对企业的经营状况、研发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仍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宏观政策层面为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但是我国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依然会遇到来自行政、制度和观念等多方面的约束。首先，虽然我国的行业准入政策逐渐转向负面清单原则，提高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但是在部分高利润产业上仍然由国有经济垄断，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壁垒较高。其次，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法能力也有待提高，破坏市场经济法治环境，不尊重民营经济产权的不当行为仍然存在。例如，招商引资协议因行政区划调整、换届、机构职能调整等原因违约，极大地挫伤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资金周转。此外，民营企业由于缺乏国家财政或庞大财力的支持，在用工用地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融资成本等各类经营成本上，承受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并进一步阻碍了其在研发创新上的投入，抑制了我国实现产业升级的企业源动力。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各种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势在必行。

根据海关进出口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外贸企业51万家，进出口值达到21.4万亿元，增长12.9%。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所占比重达到50.9%，较上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年度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对东盟、欧盟、美国这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分别为27.6%、12.6%、10.6%。尤为重要的是，在2023年前两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95万亿元，下降12.2%。同期民营企业进出口3.16万亿元，增长5.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1.2%，比去年同期提升3个百分点。在外资企业进口、出口均较大幅度下降之际，民营企业维持着中国出口的韧性，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压舱石，撑起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民营企业在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时,往往会遭受自身技术水平不足以及发达国家压制的双重阻碍。首先是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长期以来，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民营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和高技术的进口中间投入，这导致其出口的产品增加值较低，并且逐步丧失了自主研发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民营企业在生产的枢纽环节（例如电子芯片、光刻机、精密机床和航空发动机等）过度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此外，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技术封锁的加剧，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也面临严峻挑战。其次是面临发达经济体供应链断供的风险增大。在国际经贸格局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时代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逆全球化趋势显现，对我国的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冲击。一些国家不仅通过技术脱钩、金融脱钩、供应链脱钩的方式遏制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致使我国民营企业在一些重要领域频频面临零部件断供的风险，而且加紧完善国内或区域内产业链条，力图退出中国市场、实现分散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也进一步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性。此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还出现了以区域化、短链化、数字化等为新特征的发展趋势，这对确保我国民营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营经济面临对内和对外需求萎缩的困境。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初期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最初通过个体工商户的身份，迅速抓住当时我国各种商品与服务短缺的历史机遇，从针头线脑开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在繁荣经济社会的同时，发展壮大了民营经济的版图。随后，伴随着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民营企业借助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走出国门，快速且全面地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享受世界需求的大蛋糕，获得了新的增长动力，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得到迅速扩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企业面临的需求环境产生了较大变化。民营经济过去依凭的发展驱动力遭遇瓶颈。一方面，国内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这主要体现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托“大陆货”的生产销售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要。据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报告，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一般在70%以上。但是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2011-2020年间平均为53.3%，国内需求对微观主体的拉动效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驱动力放缓。虽然我国外贸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其对微观经济体的作用逐步下降。据2022年进出口统计数据，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7.1%，但是比上年下降3.8个百分点。同时进入2022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其中，外贸出口同比下降6.8%，进口同比下降6.7%。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中国这一“世界工厂”产品的吸引力下降，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所致。

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不断提升我国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

完善资本市场多层级构建，降低企业直接融资成本，构建适配世界一流企业的融资环境。一方面，通过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缩小中国资本市场与境外发达资本市场之间融资成本的差距，为民营企业创造出世界一流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重点改革新三板并建设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为核心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具体而言，将新三板作为“公募市场”与“私募市场”的桥梁，提供多样化的投融资方式，设立专精特新企业特有的融资渠道，助力孵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同时，也为不同层级的中小企业提供专业、规范和高效率的融资平台。完善劳动力区域流动保障机制，提高劳动力供给粘性并降低民营企业雇佣成本。关键举措在于确保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后，能够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具体体现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个方面的保障到位。同时，着力解决民营企业生产园区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紧缺的问题，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发展。考虑到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需要保障劳动力流出后同时保障其农村权益，借此提高劳动力供给粘性，为民营企业用工荒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供给。

设计多样化的产业用地供应方式，实现用地价格降低，减轻民营企业的土地用地成本。一方面，降低已有用地成本。具体可以通过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等减轻民营企业投资设厂的固定成本；同时，支持不同产业用地以及混合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解决民营企业生产扩张所产生的用地需求。另一方面，对现有用地中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存量用地和城镇低效用地实现盘活和再开发，探索新型用地模型，如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等。通过对土地的多途径适用和节约集约利用降低土地供给压力，实现用地价格降低，为民营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打造土地成本优势。明晰创新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构建活跃的技术市场，为民营企业研发创新提供良好环境和有效助力。首先，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对企业创新技术能力进行评级。为政府的技术扶持和政策优惠提供参照，如在创新人才雇佣、研发设备购置和技术创造等关键要素上提供扶持。确保创新企业的各类研发技术所有权由企业和科研人员长期享有。其次，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现有的研发成果，实现企业和科研院所创新资源的合作和整合，让企业能够享有相应成果的使用权。此外，对于没有能力进行独自研发的中小企业而言，需构建完善的和活跃的技术交易市场，为其提供丰富的创新技术洼地。

打通产业链中的堵点、卡点和痛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打通产业链中的“堵点”和“卡点”是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加强和深化与现存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关系。其次，针对当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呈现区域化、分散化、多中心化的趋势，要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跨区域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再次，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布局，通过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区域性价值链，保障我国价值链的稳定性和韧性。具体包括在区域布局上优先考虑与RCEP成员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合作，同时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后，针对“卡脖子”关键环节，我国需要通过中长期产业政策引导，并确保资本、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合理集聚，争取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加快扶持国内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创新发展新技术。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加速了产品价值分配从制造向服务转移，强化了全球分工中“微笑曲线”两端的重要性，重构了全球的贸易规则和利润分配。在此背景下，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阵地，在以数字经济为导向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有数字贸易头部企业的地区，建议围绕当地数字贸易头部企业建设数字贸易出口基地或数字贸易示范区，带动中小民营企业进驻园区，打造数字服务产业最优生态圈。一方面，通过推动物联网、5G、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在园区内中小企业中落地，扩大数字技术应用场景，驱动数字贸易发展。另一方面，借由数字平台企业的数字资源，帮助中小企业全面了解国际市场需求，形成数字贸易带动增长极。对于其他地区，加强数字贸易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小企业利用数字资源和数字化贸易平台提供便利条件。建议利用数字技术全面推动建设“数字港口”，为传统货物贸易实现快速通关提供便利，降低中小企业的通关成本。

合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庞大、内需潜力巨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我国可以依托国内大循环，并通过不断完善国内营商环境，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属于我国的新型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链”“补链”，进而推动我国价值链的升级。要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能，就迫切需要深化国内开放，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此，我国还需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市场准入，并大幅缩减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同时，鼓励民营企业抓住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机遇，针对产业链的“堵点”和“卡点”加大创新力度，发展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72273035）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22JJD79001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剧锦文：《中国民企40年：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2期。

②代新玲：《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2020年第15期。

③吕越：《新时代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