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六大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①这是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指导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世界又迎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现出六大新趋势。

寻找经济全球化新路径是大势所趋

历史发展的规律昭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停止，但会有阶段性差异。当前，过去40多年由美国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即将告一段落，各国纷纷探索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作为持有保守主义社会价值观的选民、提倡古典经济学的相关学者、秉持新旧保守主义政治精英的共同代表，里根政府将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复兴推入“革命”阶段。②这一时期，具有鲜明进攻性的冷战政策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除了在政治上实施一系列海外军事干预、以决不妥协的强硬姿态与苏联争抢势力范围外，里根政府还在经济上对内实施供给学派支持减税、削减财政开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学派量化紧缩、自由竞争的货币政策，以此降低通胀、提振经济，对外则推行跨国自由贸易，减少针对进出口的关税壁垒、政治审查等政府干预。彼时，美国内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世界经济模式加速朝开放合作的方向转变。而20世纪90年代头号科技强国的地位又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领导者，牢牢主导着各类产业链的源头和终端，将各国囊括进世界经济大分工框架之中，不仅促进全球商品、资本、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还推动各国社会、文化、思想的交流融合。由此，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几十年间快速发展。③

然而，此轮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在加速提升全球生产力的同时，也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各国之间、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均有所扩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动摇了相关地区人们对经济和文化融合的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在美国社会暗中生长的逆全球化势头集中爆发，引出后续茶党运动、2017年高呼“美国优先”“本土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上台等一系列政治现象；2016年英国“脱欧”开启了欧洲国家“走向大同”这一前进方向的逆转时刻，此后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的右翼势力蠢蠢欲动，欧盟前景逐渐暗淡；拉美、阿拉伯等世界其他地区也时常出现由学生、工会成员、环保组织、宗教人士等团体组成的游行示威队伍，抗议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只是为大国、跨国公司和富人牟利的工具，严重侵犯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④风起云涌的逆全球化运动进一步造成了各国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倾向抬头，鼓吹贸易保护和排斥移民的声浪不绝于耳，国家间经济“脱钩”和全球产业链断裂迹象显露，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内顾倾向、低迷的国际合作意愿和愈发极端的单边主义行为。⑤

尽管如此，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仍不可逆转。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驱动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新阶段，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数据资源爆炸式增长推动数字化时代到来，正在客观上打破区域、国际甚至个人间的壁垒，“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重申：“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虽然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在各国、各领域时有发生，但人们对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需求使得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脚步必然不可能停下。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流动没有停止，流通数量和速度还在持续提升。部分国家以邻为壑、相互掣肘的行为不但没有形成外溢效应、引起普遍效仿，反而更加激励其他国家坚定国际合作与经贸开放的信念，证明了一时的波折和逆流不仅不会截断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进程，还会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致力于寻找更加公平合理、高效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新路径。2022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重申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基于规则、非歧视性、自由、公平、开放、包容、平等、可持续和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同样强调打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测的贸易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在中国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多边合作和自由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不仅将继续蓬勃发展，更将朝着国际国内利益分配更加合理、思想文化更加包容、伦理道德更加温情、机制规则更加公正的方向不断迈进。

大国间竞争对抗愈演愈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大国关系逐渐恶化。当前，乌克兰危机已历时一年多，战场局势多次经历震荡升级。美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借乌克兰危机重提俄罗斯2014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为俄罗斯的行为冠以“侵略性”和“复仇主义”修辞，鼓动北约和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令乌克兰在实力和意志上维持持续作战势头，迫使俄罗斯投入更多军事力量并长期陷入消耗巨大的军事冲突之中，以削弱俄罗斯国家实力，将已渐渐向俄罗斯靠近整合的地区格局再次打散。⑥乌克兰危机不仅使当事双方遭受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发展势头衰退，还导致欧洲各国因对乌克兰援助、对俄罗斯制裁以及“北溪”管道遭到炸毁而面临高通胀和经济衰退。美国方面，民主共和两党因在军援数目和使用方式上意见分歧加深，国内党争极化再添新议题。可以说，乌克兰危机使传统地缘政治博弈重回世界舞台，充斥着利益计算、实力对比、军备竞赛、联盟对抗的现实主义权力争夺展露锋芒，并向其他地区扩散，除了美国注重在全球构建各类联盟、增加军备部署、巩固区域势力外，伊朗、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印度、日本等国家都在新一轮地缘竞争中表现出参与意向。⑦

21世纪以来，我国综合国力飞速发展，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对此，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便提出带有竞争色彩的“重返亚太”战略，联合部分国家签署具有针对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以此对冲我国不断增强的区域影响力。2017年12月2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竞争者”和“修正型力量”，指明美国已身处“大国竞争”时代。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负面定位，继续聚焦中国这一“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强调通过团结盟友、组建意识形态联盟、升级军事能力与优势、强化对华科技压制，对中国实现“竞赢”。

美国的种种行为显示出其对华政策的长期竞争性调整。一方面，美国在发动“新冷战”、推行“印太战略”、构筑类似冷战时期的国家阵营的意图下，建立针对特定国家的排他性“小圈子”，如联合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建立“四国安全对话”(QUAD)，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组建“五眼联盟”（Five Eyes），联合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组成“美印以阿四国机制”（I2U2）等。通过这些围绕自身形成的层层叠叠的区域性经济、政治、军事合作组织，美国谋求与盟友形成战略互通，有效协调整合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和各方力量来提升联盟实力、加强区域防卫，以遏制中国发展，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区域秩序稳定。⑧

另一方面，无论是长期对台军售、涉台立法或提案、举行所谓“2+2安全对话”，还是国会重量级议员窜访台湾，都表明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和全新定位使其一直以“切香肠”的方式对台湾当局表示支持，频频试探中美关系的红线，增加了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战略互疑、误解、陷入被动反应甚至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安全环境更趋复杂，萦绕在台湾海峡上空的大国博弈迷雾渐浓，中美两国在彼此行动的螺旋刺激下均加强了对台政治军事行动，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对立甚至对抗色彩加深。⑨

尽管拜登政府口头宣称不寻求与中国的“新冷战”，但美国集结其盟友对个别国家敌我鲜明的态度和行动充分体现出其实现世界“阵营化”的企图，而乌克兰危机也并未中断美国试图从政治、地缘、军事方面围堵中国的战略布局。此外，美国意图捆绑中俄，塑造一个在精神道德上与自身阵营不对等，在国家实力上对西方国家的生存、自由、民主、和平构成威胁的“他者”，并以此凝聚自身阵营，复兴冷战话语。⑩而我国一直呼吁与更多国家一道加快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科技发展被大国竞争裹挟

大国竞争必然涉及国家间科技竞争。随着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安全和战略含义，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对自身科技创新成果施加严格保护，对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筑起“高墙”。比如，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干扰正常国际科技合作，不利于管控科技发展的潜在风险。

随着我国在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的能力和成就日渐显著，美国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作用遭到冲击。由此，美国认为其以科技优势为支撑的国家安全以及在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接连对保持美国基础科学研究和高端技术创新优势、确保新兴技术的开发与生产制度体系、研发规范、技术标准符合美国利益和西方价值观投入巨大关注，以强力国家干预措施掀起中美科技竞争，迫使两国科技领域由交流合作、共同进步转变为对新一轮产业变革高地的角逐。⑪

在自我建设方面，美国“举全国之力”最大程度地整合国内财政拨款、政策优惠、技术人才、市场活力等各类资源，以高额补贴吸引本土制造商，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制造商回流，调动行政、立法、军队、企业、研究机构、个人、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确保针对科研领域合理、平衡、高效、连续的资源配置与运用。政府与产学研结合增强国内研发与制造创新能力，保障本土和与盟友合作的供应链的完整、安全、多元、有韧性。⑫

在对外遏制方面，对于中国公司提供的5G网络和通信终端及中国所拥有的在线视频网站等可以接触到用户信息数据的信息科技产品，美国一律施加极其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和政治审查措施；将本身中立的技术问题政治化，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将通信领域相关企业和产品列入“实体清单”，实施双向交易、投资和金融封禁，甚至为达到政治目的直接对企业高管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同时，美国还大力限制自身盟友与中国进行科技合作，通过污蔑中国企业存在盗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等不良行为来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机会，进而削弱自身盟友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避免中国发展损害美国利益。

美国除了继续在贸易领域加强政府干预与保护，更主要的是寻求以资金补贴刺激本土芯片科技研发、吸引半导体制造业回流，联合盟友加快对华实施芯片、光刻机等高端技术产品从设计到制造、从技术标准到人员交往全过程、全方位封锁，同时通过罗列名单和安全审查，对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等领域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实施投资禁令、技术转让限制和关键零部件出口禁运。美国此举意欲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关键的创新和生产要素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科技遏制加码中美“脱钩”，助力美国在对华竞争中获胜。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造福人类，也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伤害。各国在提升自身科技水平的同时应积极加强合作交流，这既有利于加速全球科技进步，又能避免科技的潜在危害。若个别国家将科技发展视同于“军备竞赛”，以保守姿态追求对他国的科技压制，拒绝信息交流与探讨，不仅不能“扬长避短”，还可能会忽视科技的伦理风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充分认识到其背后蕴藏的巨大发展前景，在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统一领导下，以新型举国体制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市场规模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强有力的统筹协调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推动基础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前沿领域核心科技和高端装备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综合实力长期发展。

西方与非西方裂痕凸显

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迥异的思想文化是双方交往的天然障碍，而这一障碍在后者对前者的长期殖民统治中被进一步加固。二战后，虽然原西方殖民地纷纷独立，但当美苏冷战的阴云漂到非西方国家时往往演变为热战。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专注发展本国经济，然而非西方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仍难以摆脱自身优质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机会被西方国家悄悄挪走的命运。⑬21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规则构建中的利益和话语权以及在区域和全球公共事务中的权利频频被忽视，往往被迫接受西方国家的领导。这些经历使得非西方国家逐渐认清自身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客观鸿沟，也意识到只有非西方国家共同发出一致声音，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捍卫权益、发挥作用。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与美国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有40多个国家，美国与其西方盟友呈内聚之态，在俄乌问题上坚定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都表示中立，希望看到俄乌地缘环境维持现状、和平稳定，中国等亚洲国家、南非等非洲国家、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以及印度、越南等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国家均拒绝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世界出现西方与非西方的明显分野。比如，印度在俄乌问题上始终保持中立，拒绝加入对俄罗斯制裁行列，即使美国多位官员轮番前往新德里进行游说也不为所动。此外，还有个别国家如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则始终坚定地同俄罗斯站在一边。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断呼吁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中国也和巴西、印度、土耳其、非洲联盟等国家与组织尝试在俄乌之间进行调解斡旋，积极为冲突双方进行谈判创造机会，帮助冲突以和平方式快速结束。2023年2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表明对停火止战、启动和谈的期待。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同时，印度、阿根廷、印尼、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始终与俄罗斯保持牢固的外交关系和稳定的经贸往来，大批非洲国家还同俄罗斯保持着非传统军事合作，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俄罗斯维持基本国家能力的保障，甚至能够为地区局势起到托底作用。⑭

总体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敌意和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鼓吹，并没有被广大非西方国家认同。非西方国家纷纷回归理性审慎，基于国家实际利益处理国际关系，对西方的“价值观同盟”保持冷静克制，以不结盟的立场与具体行动避免自身落入“冷战阵营”之中。非西方国家不愿为了西方国家所宣扬的虚幻理想切断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对美国此前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经济制裁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也持否定态度，后者还使非西方国家将当下美国对俄罗斯的贸易、金融、国际结算、能源、物流等各方面的制裁行为联想为美国为达政治目的的霸权主义行径，从而拒绝与其统一步调。此外，在非西方国家看来，以国际竞争为首要外交目标的大国必然以自身利益为先，这不免令非西方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责任感与领导力产生怀疑。可以说，乌克兰危机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更凸显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

国际与各国内部多元思想激烈交锋

曾经，国际上有强大的经济全球化和多边开放共识，西方国家内也基本能就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达成一致，但当下这些共识均明显减弱，国际国内更多竞争性思想涌现，甚至在部分西方国家内部左派右派思想尖锐对立，党争极化已经对国家内政外交的良好运转产生阻碍。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国家实力对比变化推动大国竞争激化，导致首要关注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思想回归，部分西方大国内顾倾向严重。

当下已蔓延至美国国内各社会阶层、各议题领域，对政府正常运转、国内外政策制定和民主制度存续造成威胁的党争极化，是不可忽视的典型现象。受经济衰退、族裔群体数量增加和主流文化地位下降的冲击，美国白人蓝领阶层表现出对自身生活的焦虑感，驱使其通过政治出口寻找解决方案。失落绝望的社会情绪催生极端右翼的种子，启发部分政治精英借助简洁易懂的大众宣传为自身贴上“回应选民经济与认同诉求、拯救陷落的白人身份地位”的标签，依靠广泛的选民基础获得州长、国会议员等职位，携“美国优先”“白人至上”等民粹主义一同进入国家决策过程。⑮虽同属共和党，但美国国会极右翼势力与党内建制派矛盾日益激化，直接造成国会众议院议长“难产”、涉及债务上限等重要议题的法案迟迟无法通过等政治“闹剧”。与此同时，通常偏向意识形态光谱左端的民主党除了在政府支出、社会福利、行政管理、移民改革、枪支管控、对乌援助、与中东国家关系等内政外交事务上与共和党分歧对立外，内部也矛盾重重。民主党在国内政策上采用的行动主义使其并不能如共和党一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目标，因自由主义理念来到民主党的群体不一定认同其“大政府”的政治哲学，而受民主党贸易和社会政策吸引的群体则反对民主党被贴上自由主义标签。

欧洲国家也一改20世纪80年代以来“左右趋同”的政治温和走向，左右翼竞争格局显现。比如，近年来法国国内右翼民粹主义风起云涌，左翼民粹主义亦有所抬头，形成对政治中间派的夹击之势。从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到玛丽娜·勒庞多次进入总统选举“决赛圈”，从法国右翼政党逐步走向政坛中心到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投票弃权率创50年来新高，都昭示着法国社会在左右派别的争斗下走向撕裂。⑯此外，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粹主义、激进保守主义、右翼势力，甚至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甚嚣尘上，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在各政策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国家尤其是世界大国内部思想混乱、左右派别对立，会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外溢效应。一方面，一些国家在内部出现问题后容易将目光转向国际，以期转嫁矛盾；另一方面，各国自身行为失序会瓦解当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阻碍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持续

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加，对全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⑰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显现至今，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由燃烧化石燃料、开垦土地、垃圾填埋、城市活动等人类活动共同造成，其所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干旱和洪涝、海平面上升、海洋暖化酸化、极地冰层融化、灾害风暴、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威胁着整体地球环境，对全人类的生命健康、粮食生产、住房、工作、环境卫生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部分岛屿国家、低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沿海社区已经因海水倒灌而被迫搬迁，气候干旱使得许多非洲国家面临严重饥饿，世界各沿海区域强台风、高温热浪、风暴潮等极端天气高发，墨西哥、巴西、美国中西部、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粮食作物也在愈发频繁的海水温度异常、海洋气压变化等影响下减产。未来，全球“气候难民”的数量将持续增加。

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危机需要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以在节能减排、适应气候变化、各国相互帮助等方面作出切实行动。然而，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是相对慢性的，其对国家利益和国民健康的损害不会快速剧烈地显现，也不会对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与其他国家关系造成实质影响；针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和行动又带有国际公共物品的固有集体行动困境，即对其进行治理需要各类资源长期大量投入，短期内不能形成可见收益，同时在此过程中，容易出现国内产业链价值变动、经济生产活动成本增加、产品创新与生产周期拉长、出口减少导致国内矛盾和国家利益受损等问题，碳泄漏（carbon leakage）等则可能引发国际矛盾。出于本国利益考虑，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合作时常陷入僵局。相比下大力气亲力亲为，一些国家更希望搭其他国家的“便车”。⑱

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威胁不会凭空消失，当下的不作为只会让未来付出更大代价。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作出切实行动，在国际力推多边气候谈判、开展气候外交，协调各方意见，为全球气候治理拿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力量。《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80亿立方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2060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⑲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必须承认的是，随着参与行为体数量的增加和涉及议题范围的扩大，全球治理的内涵、理念、范式、机制、内部管理与外部运行日趋复杂，要在此艰难环境中找到出路，各国必将进行一定的谈判并作出一定的妥协。⑳为最终达成协同合作，各国一方面应保持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化解气候变化风险的外交优先级，另一方面也要尽力避免将全球治理视为权力博弈，真心实意地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付出尽可能多的努力。

世界局势风云诡谲，六大趋势复杂多变，但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为我国发展提出系统完善、创新有效的应对方案和执行规划，那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和国家实际需要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是科技自主。因此，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教育质量，增加新型人才储备，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同时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持续赋能。总之，虽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局势纷繁复杂，但只要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心无旁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国必将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甲级A岗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申欣钰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注释】

①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②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③盛斌、黎峰：《逆全球化：思潮、原因与反思》，《中国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

④[美]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著，海闻等译：《捍卫全球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2页。

⑤熊光清：《“逆全球化”阻挡不了全球化进程》，《人民论坛》，2019年第14期。

⑥倪峰、达巍、冯仲平等：《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

⑦胡伟星：《俄乌冲突、大国竞争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地缘政治学为研究视角》，《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

⑧张景全、罗华婷：《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6期。

⑨仇朝兵：《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台关系的演变及走势》，《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

⑩王立新：《重申例外主义：里根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塑造及其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⑪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⑫陈文鑫：《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7期。

⑬[美]埃里克·S·赖纳特著，杨虎涛、陈国涛等译：《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9—162页。

⑭卓振伟、武斌：《俄罗斯与非洲的军事合作：混合战争的视角》，《西亚非洲》，2023年第2期。

⑮林红：《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白人身份政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⑯李济时、杨怀晨：《从左右之争到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基于2022年法国选举政治的分析》，《欧洲研究》，2022年第5期。

⑰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Summary for Policymakers”in Climate Change 2022:Impacts,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2),p.8.

⑱Marc A. Levy,“Is the Environment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2,1995,pp.43-46.

⑲《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新华网，2021年10月24日。

⑳李慧明：《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