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同时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当今世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速迭代、跨界融合，人类社会正处于波澜壮阔的数字化进程之中，数字化与现代化交织发展的图景日益清晰。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现代化是一个多阶段、多层次的历史发展过程。广义上的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革①，客观来看，今天的现代化既包括以工业化为驱动力，推动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全球性转变过程，也包括以数字化为驱动力，推动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数字社会的全球性转变过程。在上述转变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相互渗透融合。

从本质上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一方面，人是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推动者，是现代化事业的主体；另一方面，现代化事业这一历史进程又深刻影响着人的观念、行为，进而深刻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客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与核心目标。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面临的客观现实，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前提基础。人口规模巨大，一方面是发展的动力、机会与红利，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现代化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经济社会发展最终要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和尺度，只有中国人普遍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才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因此，人口规模巨大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现代化，必须把人的现代化放在首位，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和要旨。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显著标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左传》中就已经出现了“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人本思想。《孝经·圣治》引孔子之语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也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②，在未来社会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③。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④。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同维度得到了充分体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要实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目标。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应包括：经济层面的收入水平的普遍性提升，教育、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等、普惠，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更高，人们的主观福祉水平持续不断提升等。

数字化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今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新的生产力，数字技术与应用已深度融合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产生活、国防军事等各个方面，数字空间成为人们生产生活新空间、国家发展新疆域、社会治理新领域。应该说，数字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同发展维度的影响更为深远。

数字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如何才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最为根本的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得到保障和实现。工业经济时代，蒸汽机、电力等科技发明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工业时代物质文明的进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样，在数字时代，数字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迭代演进，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创造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物质财富，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空前繁荣。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数字化有助于促进经济高效率、高质量、更大规模、更优的发展。一是数字化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数字技术的使用加快了信息的流动，减少了不同交易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缩短了不同交易方之间的空间距离，进而有助于降低交易方之间的沟通成本和运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二是数字化为迅速规模化提供了条件，平台商业利用不直接拥有或者控制资源创造价值，比传统业务增长得更快。加上平台商业具有零边际成本、网络性等特征，平台企业能够迅速形成需求端的规模化。三是大数据和智能计算的运用使得资源匹配实现最优化，数字化平台也使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盘活闲置资本。四是具有显著的竞争力和提升生产力的机会，访问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优化流程和生产过程，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五是互联网具有显著的网络性和正外部性特征，能够间接带动经济增长。另外，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在满足个性化需求和提供定制化服务、促进电子商务和贸易便利化、实现产业聚合与产业生态重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

数字化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行能力。互联网最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和共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普惠性、便捷性、开源性、共享性的特征，以及数字平台网络效应、零边际成本、规模经济、长尾效应等特征，促使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以及教育、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变得更加便利、普惠和共享，进而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数字化技术和平台在促进创新和加强互联、促进社会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均等化、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等方面作用显著。

数字化有助于实现精神文明现代化，增进民生福祉。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近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更加富有，人类的寿命变得更长。然而，很多国家和地区却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幸福不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幸福收入悖论”。除了物质以外什么才能让人变得幸福？心理和精神文明建设或许是解密“幸福收入悖论”的关键因素。精神文明建设在数字空间得以快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突破了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开辟了交流互动、知识共享的新空间，互联网成为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的新载体。互联网信息内容极大丰富，人们获得信息内容的渠道更多、方式更加便利，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必将催生更为丰富、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财富，人类文明将空前繁荣，人类社会将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文明迈进。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混合现实将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空间，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数字化的即时性让人的精神联动更加紧密，移动社交媒体技术和应用的加速发展和迭代演化，丰富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拓展了精神文明维度，满足了人民多向度的精神文化需求，增进民生福祉。

数字化赋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数字化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发展。面对数字化技术变革、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伴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我们主动拥抱这种变化，进行一种适应性变革和调适，特别是要树立数字思维、提升人的数字可行能力、促进数字生产力发展，为人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夯基垒石。

一是进一步释放数字生产力，夯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创新是互联网的基因。数字经济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对原有监管政策、法规体系不断突破的过程，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加速迭代、跨越发展，必然会对现行政策法规体系构成新的冲击。这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这一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要坚持审慎包容、鼓励创新、允许试错的治理思路。对于看准了的就要坚定不移地予以政策支持；对于尚处于发展之中、一时还很难准确把握的，要与时俱进，加强适应性学习，作出理性判断，不能让创新被“扼杀在摇篮里”。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福祉的提升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尺。

二是进一步加强数字可行能力建设，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因此，提升微观个体数字能力，使得数字化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每个群体，进而促进其自由全面发展，是数字能力提升的关键。在数字化条件下，人们获得教育、健康的途径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这对人的数字能力，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数字能力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数字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带来了工作性质的变革。市场对那些容易被取代的、重复性较高的、所需劳动技能较低的工作的需求正在降低，对具有高级认知技能、社会行为技能及与更高适应能力相关的技能组合的人才的需求在持续增加，劳动力市场越发重视个体迅速适应变革的能力。因此，应制定相对普惠、包容的数字发展政策，加大数字时代人力资本的培养，提高数字社会中人的可行能力，增强其内生动力，促使不同群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带来的变革，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

三是进一步提升数字文化力，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精神文化支撑。人的现代化包含了思维、价值、心理、情感等方面的现代化。没有对现代化在思维、价值层面的观念更新和心理、情感层面的社会认同，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随着数字社会的深入发展，人的价值观、消费趋向、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情感关系、社会心理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趋于创新、共享的价值取向，个性化、体验化、差异化的消费倾向，超越基于熟人信任的网络社会关系等。同时，互联网内容生产与传播容易在资本操控下频繁迎合热点，助长了猎奇、庸俗、低俗、恶俗等快节奏消费内容的传播，也催生着虚假的满足和虚幻的快乐。提升数字文化力可谓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应创新数字化方式和手段，推动精神文化产品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创新，满足人民群众对数字文化、数字生活的新的期待和新的精神需求，加强社会联系与社会融入，让数字时代人的心理文化需求得以更好地满足，让人的价值得以更好地实现。另一方面，应将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延续到不同群体，让智能技术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相协调。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②《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49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