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内在动力，也为我们科学把握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并非偶发的历史现象，而是植根于积淀深厚的创新文化沃土，彰显于文明创造的伟大历史实践，助力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植根于积淀深厚的创新文化沃土

中华文明的创新精神，生发于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变革性的辩证统一。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文化既在“稽古维新”的训诫中维系着精神命脉的赓续，又在“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的实践中彰显自我革新的勇气。历代先贤深谙“不日新者必日退”之道，创造性书写了治国理政、经世济民的宏大叙事。从秦汉确立“大一统”国家治理范式，到隋唐开创科举取士制度，从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哲学重构，到明清实学对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始终在“损益可知”的智慧中推动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这种创新既是对“明体达用”传统的坚守，更是对“与时偕行”规律的遵循，使中华文明在历史纵深中既葆有根基的稳固性，又具备发展的开放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活力，源自思想文化领域多样共存的丰沃土壤。先秦诸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解放，孕育了儒释道交融互补的文明格局；佛教东传后的中国化历程，印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融合智慧。历代思想家在“返本开新”的探索中，既以“通其变，使民不倦”的变革观校准方向，又以“苟利于民，不必法古”的实践论突破窠臼，形成了“尊道贵德”与“经世致用”相贯通的创新方法论。这种精神特质，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升华为“大胆地试、勇敢地改”的改革创新勇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凝练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觉，展现出古老文明应对时代挑战的智慧与魄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焕发新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以“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辩证思维，将“民惟邦本”的传统治理智慧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方略，将“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拓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这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对中华文明创新禀赋的当代诠释，更是对“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彰显于文明创造的伟大历史实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同一般的实践活动相比，创新作为求新求异的开创性实践活动，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体现。纵观五千年文明历程，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淬炼出独树一帜的文明体系，既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滋养自身，又以开放的胸襟融汇寰宇智慧，“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

物质文明方面，中华文明以“经世济民”为价值导向，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文关怀紧密结合。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体系，从“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到“四大发明”的技术革命，中华先民以“道器合一”的智慧，将实用理性与天人合一哲学观相统一，形成了“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发展范式。这种物质文明既非单纯追求财富积累，更非脱离伦理的功利扩张，而是以“富民厚生”为目标，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承这一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提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既夯实了现代化物质基础，又赋予“经世济民”以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实现了对传统经济伦理的创造性升华。

精神文明方面，中华文明以“和而不同”为精神内核，塑造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伦理体系，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辨，佛家“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共同熔铸出“修齐治平”的价值追求。《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文化教化视为文明存续的根本；宋明理学以“格物致知”贯通天道与人伦，构建起“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体系。这种精神文明并非封闭自足，而是在“和而不同”中实现包容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义利之辨”到“共同富裕”，传统精神文明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既保持了文化主体性，又焕发出引领时代的思想伟力。

政治文明方面，中华文明以“以民为本、德治仁政”为核心思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思想，与“选贤与能”“德主刑辅”的制度设计相融合，形成了“大一统”格局下多元一体的治理智慧。从“九州共贯”的行政架构到“经国序民”的法制传统，从“为政以德”的官员修养到“居安思危”的治国方略，历代先贤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既注重制度稳定性，又强调“改易更化”的革新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将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观相结合，实现了“民惟邦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跨越式发展。这种政治文明的创新，既延续了“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又以制度优势确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根基。

助力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从“旧邦新命”的文明基因到“和合共生”的天下情怀，中华文明始终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不断变革，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新征程上，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将为破解发展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昭示“以变为常”的历史自觉，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吕氏春秋》言“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强调变革是应对时代变迁的必然选择。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赓续史，本质上是“旧邦新命”的自我革新史。从“封建郡县之辩”到“儒法道释交融”，从“耕战一体”的农本思想到“工商皆本”的治世理念，历代先贤始终以“不慕古、不留今”的清醒认知推动制度演进。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大理念，正是对中华文明创新基因的守正开新。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因势而新”的方法智慧，为现代化注入实践动能。《中说》有云，“通其变，天下无弊法”，主张制度创新要顺应客观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要破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又要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覆辙。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与中华文明“执两用中”的中道思维深度契合。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塑经济逻辑，到“双碳”战略引领绿色转型，从科技自立自强破解“卡脖子”难题，到共同富裕实践弥合城乡鸿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已转化为统筹“破与立”“稳与进”的治理能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彰显“和合共生”的文明境界，为现代化开拓全球视野。《文子》提出“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主张文明进步须在开放包容中实现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输出模式，也不强加标准，而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胸襟推动文明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正是对中华文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理念的创造性发展。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联互通新范式，到三大全球倡议回应人类共同挑战，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升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案。这种既坚守特色又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的窠臼，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和合共生的新境界。

新征程上，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求我们以“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的自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从文化沃土中汲取创新养分，充分激活中华文明的创新禀赋并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洗礼中焕发新的生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吴海江，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