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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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呈现，与以往的其他经济学相比，其鲜明特征，就在于强调重视人、突出人、发展人，以人这个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既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理论研究和理论发展的主线，又赋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具体的文化和经济含义，从而破解了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为中心、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所带来的理论局限。

核心理念体现一门学科中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内核。人文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源自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导，源自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吸收并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具有时代价值的部分，也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果，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人文经济学则不仅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要向实践深处拓展，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实践，从具体而微的角度研究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命题；要向外延伸，探讨关系人类未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不管怎样拓展和延伸，人文经济学的内核都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呈现，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立场上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样的学科属性和定位，就决定了人文经济学秉持的核心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文经济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观点方法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以什么样的哲学为基础，决定了一门社会科学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也成为其能否科学解释现象、发现规律、指导实践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两个结合”以及实践观、自然观、矛盾观、发展观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原创性贡献，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人文经济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和哲学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遵循“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文经济学遵循“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这一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重要规律性认识，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推进理论创新，对发展课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展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正确回答。这是坚持实践第一性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对怎样处理传统和现代关系这道现代化难题的正确解答，弥补了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领导力量的有意忽视，也避免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式理解。

人文经济学牢牢坚持“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人民至上作为理论基点、价值支点、实践原点，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既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又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注重以理论研究成果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人文经济学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这就在根本立场上和西方经济学有了本质区别，实现了对资本至上的西方经济学的根本超越。

人文经济学坚持以自信自立为理论发展的立足点，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和实践精神，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特别是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实践出发，构建具有高度自主性、原创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知识体系。这有助于摆脱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一度存在的对西方经济学的过度依赖，也从根本上避免了陷入走封闭僵化老路的泥潭。

人文经济学坚持以守正创新为重大原则，在守正的基础上推动思想创新、话语创新、方法创新，在处理好“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这就能始终保持理论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让理论更好地结合实际、引领实践。

人文经济学坚持以问题导向为实践品格，不断探索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把问题作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在直面问题矛盾、回答时代课题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西方经济学也提倡以问题为导向，但因为其不敢或不愿正视其所有制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因而所提出的问题要么浮于表面、要么避重就轻，难以触及发展问题的实质。而人文经济学则从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高度，不断解答发展问题。

人文经济学坚持以系统观念为基础性方法，深入认识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经济现象、把握发展规律。人文经济学是有关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提升、文明超越的一门系统性的理论学说。西方经济学随着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更加趋向对问题研究的细化和分割，导致理论离现实越来越远。

人文经济学坚持以胸怀天下为格局胸怀，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致力于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上经济霸权地位的狭隘视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携手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和经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标注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主线

人文经济学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贯穿人文经济学的一条红线和理论主线。人文经济学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呈现，与以往的其他经济学相比，其鲜明特征，就在于强调重视人、突出人、发展人，以人这个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既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理论研究和理论发展的主线，又赋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具体的文化和经济含义，从而破解了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为中心、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所带来的理论局限。

在人文经济学视域里，人是经济的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是文化的人，是社会思想文化的载体和传承者；人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也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文经济学对人的这一认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含义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观点的具体阐发。这也使得人文经济学以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逻辑为根本逻辑、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以“人文缺失”“对人漠不关心”为先天缺陷的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假设前提向现实的、具体的人回归，将带来经济学的范式革命：不能再孤立地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现象，而是把经济发展放到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精神文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大系统中展开研究，促进各方面协同并进。

同时，人文经济学中的人，既是集体的人民，也是个体的个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理论主线，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既要聚焦为人民谋幸福，又要着眼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通过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努力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创造条件。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人文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如果说主线勾勒和引领着一门学科的发展方向，那么逻辑起点则决定了该门学科研究的起始范畴和研究对象的底层逻辑。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启示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经济，都要把在该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普照的光”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自觉运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基本原理，积极主动地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生产关系各部分各环节的完善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如此相互促进、循环反复，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发展、取得新的成果。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随着新时代经济实践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阐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高到了新境界，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我国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明确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确保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这两项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前提和基础，又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来实现；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力保障。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生产关系在制度上的充分体现，也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普照的光”。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科本质、以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特别是新时代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经济学，也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普照的光”为学科构建和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如此，才能深入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才能正确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创造的发展奇迹；才能以此为出发点，准确找到创造发展奇迹的密码。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遵循，构建起人文经济学的逻辑架构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不仅阐明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而且以之为基础，形成了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质量发展、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基本原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念内核。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呈现的人文经济学，必然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理念内核，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逻辑架构，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到学科建构和理论发展中。

在创新发展维度，人文经济学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深入分析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比如，可以围绕创新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创新发展动力作用的发挥机制，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怎样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科技自立自强，怎样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问题展开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中作用及其原理的认识，深化科技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支撑作用的认识。

在协调发展维度，人文经济学要高度关注发展不平衡问题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发展不平衡问题，部分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历史现象，部分反映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对这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要分别研究，辩证分析。缘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要通过深化研究客观经济规律、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缘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则需要根据当前生产力发展需要，既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又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实现国内循环畅通无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还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化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生态、现代与传统、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可持续的研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更加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相协调。

在绿色发展维度，人文经济学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要深化理念层面研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思想中汲取智慧，对“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进行学理阐发，又要深化对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研究，把环境保护内化到经济发展当中，对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实现“双碳”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等展开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在开放发展维度，人文经济学要深化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研究，进一步明确中国开放发展所处的世界历史方位，把握世界经济形势中关键因素的新变化、新趋势、新影响。要深化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及其演化趋势研究，深化对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内涵、路径等的研究，深化对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研究，深化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研究，还要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发展课题，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学理支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经济方案。

在共享发展维度，人文经济学要牢固树立共同富裕理念，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既关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民生事业发展，把民生事业发展牢固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之上；又要关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让人民群众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现代化，扎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这也决定了人文经济学各方面的研究，不是也不能各自为战，而必须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在核心理念指引下、在统一顶层设计下开展系统研究。这也从学科特征上，同精细度有余而系统性不足、分科研究多而整体性不够的西方经济学形成了基本分野。

（作者为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