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不能靠命令 延安时期“抬神楼子”事件的治理启示

基层治理一头连着党和国家政策落实，一头连着人民群众切身感受。许多基层问题表面上看是具体事务，深层却往往涉及群众认知、现实利益和治理方式等因素。如何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善用群众方法，如何在摸清实情、回应关切中凝聚治理共识，是基层治理需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延安时期干部参与“抬神楼子”事件，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历史镜鉴。

延安时期“抬神楼子”事件的由来

“抬神楼子”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部分群众在遭遇旱灾等生产生活困境时，抬出神楼子“祈雨”的一种民间迷信活动。安塞县固塔村干部和群众一起“抬神楼子”的事件，是边区反巫神、破迷信斗争中较能体现群众工作方法的典型案例。

当时边区部分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薄弱，科学知识普及不足，群众在遭遇旱灾、疾病等困难时，容易把希望寄托于“求神祈雨”“请巫治病”等传统方式。迷信活动表面上是思想认识问题，深层却与生产生活困难、心理焦虑和现实无助交织在一起。因此，基层干部如何在尊重群众实际的基础上破除迷信、凝聚共识，就不仅是思想宣传问题，更是群众工作和基层治理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基层干部面对群众“抬神楼子”，主要存在三种态度和方法：一种是放任不管，甚至随俗参与，落入落后于群众觉悟的“尾巴主义”；一种是不分情况强行禁止，落入超越群众觉悟的“命令主义”；还有一种是先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再选择适当时机以事实说服群众。固塔村干部采取的正是第三种方法：他们事先摸清“祈雨”的过程和内情，团结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再和群众一起“抬神楼子”，待久抬不雨、事实比较明显后，及时开展说服教育。《抬“神楼子”的趣剧》记载，面对群众头戴柳枝、赤脚“祈雨”并高喊“下普雨、救万民”的情形，干部没有简单硬性禁阻，而是认识到“迷信不是一道命令所能破除的”，进而了解“祈雨”内情以及庄稼锄过多少和害虫吃洋芋等情况。《解放日报》肯定了这一做法，关键正在于其不是认同迷信，而是“为了和迷信作斗争，等待和促进群众的觉悟”。

围绕固塔村干部的做法，当时也曾出现过不同意见。靖边县干学组认为，干部参与“抬神楼子”可能无形中给觉悟落后的群众以宣传迷信的口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提出一个现实追问：如果干部和群众一起“抬神楼子”之后恰好遇到降雨，干部又该如何解释？在群众科学知识不足、迷信观念尚未破除的情况下，偶然降雨确有可能被解释为“神灵显验”。对此，《解放日报》的回应不是简单否认这种可能，而是主张干部通过举出实际例子加以解释，比如有的村没有“抬神楼子”同样降雨，并进一步说明久旱之后总会下雨的道理。

由此可见，固塔村干部参与“抬神楼子”的可借鉴之处，不在于具体形式本身，更不在于可以照搬这一做法，而在于其揭示了一种基层治理方法论：在坚定原则立场、摸清群众实情、做好解释准备并及时开展教育引导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开展群众工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上。2026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为把握基层工作规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重要遵循。在这一背景下，回看延安时期干部参与“抬神楼子”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新时代基层治理仍具有启示意义。

站稳原则立场，善用群众方法

从争论焦点看，基层治理首先要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固塔村干部和群众一起“抬神楼子”，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迷信，也不是对迷信活动的认可，而是在坚持反巫神、破迷信立场的前提下，借助群众熟悉的活动形式走近群众、了解群众、教育群众。评价一种群众工作方法，不能只看表面形式，更要看根本目的、价值导向和实际效果。

同时，靖边县干学组的不同意见也具有警示意义。干部参与“抬神楼子”，如果目的不明、引导不足，确实容易模糊群众对于破除迷信的认识。尤其是活动之后恰好降雨，群众可能把自然降雨解释为“祈雨”有效，反而强化迷信心理。这提醒基层干部，运用群众方法时必须始终守住原则立场，不能让策略性参与变成事实上的认可。方法可以灵活，价值导向不能含混；路径可以迂回，原则立场不能动摇。

围绕干部是否应当参与“抬神楼子”形成的两种意见，看似相左，实际上共同提醒基层治理要避免两种偏向：既不能放任迁就、任其自流；也不能脱离实际、简单命令。新时代推进乡村移风易俗、规范基层执法、整治人居环境等工作，同样既不能因为害怕矛盾而回避问题，也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搞“一刀切”。基层干部既要旗帜鲜明纠治陈规陋习、查处违法行为、整治无序现象，守住政策底线和治理原则；又要善于运用群众听得懂、能接受、愿参与的方法开展工作。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基层治理才能既守住底线，又赢得认同。

摸清群众实情，回应现实关切

从问题根源看，基层治理必须从群众行为进入群众处境。固塔村干部并非没有劝阻群众“抬神楼子”，而是在劝阻无效后认识到，如果继续强行阻止，可能引发群众反感，反而不利于破除迷信。基于这一判断，他们没有停留在对群众行为的简单否定上，而是进一步了解“祈雨”过程、群众心理和旱情实际。

群众“抬神楼子”，表面上看是迷信所致，深层则与久旱不雨、科学认识不足、生产压力较大、防灾抗灾条件有限等因素有关。固塔村干部正是看到群众行为背后的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才没有把破除迷信简单理解为阻止一次活动，而是立足群众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进一步寻找教育群众的适当时机。基层治理不能只看到群众“做了什么”，更要追问群众“为什么这样做”；不能只纠正外在行为，更要回应行为背后的现实原因。

新时代基层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但其中的治理逻辑是相通的。物业服务矛盾、乡村移风易俗、基层舆情应对、公共空间治理等问题，往往并不只是群众“不理解”“不配合”，其背后可能交织着思想认识差异、利益协调困难、情感心理诉求以及治理方式不当等多重因素。基层干部如果只图省事、只求压事，就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干群关系对立化。只有深入村组、社区、楼栋和家庭，弄清问题堵点在哪里、群众需求在哪里、工作突破口在哪里，并把政策解释、情绪疏导落实到问题解决、服务改进和权益保障上，才能把群众实情摸准、把现实问题解决好，进而提升治理实效。

依靠群众力量，凝聚治理共识

从实现路径看，基层治理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固塔村干部能够把一次迷信活动转化为破除迷信的契机，并不是靠干部强行说教、单向灌输，而是事先摸清情况，团结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再借“祈雨”无效的事实顺势开展教育。其关键在于，干部不是游离于群众之外，而是深入群众之中，借助群众内部力量和群众亲身经历，使群众在事实面前形成新的判断。

群众认识的转变，不能靠外部命令强行推动，也不能靠干部单方面灌输实现，而要在亲身经历中受到教育，在事实检验中形成判断，在群众带动群众中逐步实现。如果基层治理停留于“干部干、群众看”，往往难以形成持久效能。只有把治理要求转化为群众共识和自觉行动，治理基础才会更加稳固。

延安时期干部参与“抬神楼子”事件的价值，不是提供一个可以照搬的治理模板，而是启示我们把握基层治理的基本规律：既要在原则立场上不含糊，也要在工作方法上不僵化；既要把群众实情摸准确，也要把现实关切回应好；既要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也要把治理共识凝聚起来。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应把群众路线贯穿治理全过程，把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之中。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