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持续观察

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如果仅简单地考察其创立过程及当时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持续观察，才能发现更多对当下社会变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机构，几乎都可以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找到雏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论是19世纪中叶的巴黎公社，还是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都是以城市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几乎是以强大的苏联红军为后盾建立起来的。相较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有着明显的不同。

谈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因素，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很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袖仍首先选择城市暴动，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等则创造性地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

那么，这条道路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呢？首先就是在农村建立一批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尝试政权建设。从井冈山开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在政权建设、发展经济、社会改造等国家治理层面，中国共产党都在根据地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专业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机构，几乎都可以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找到雏形。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构成等立国之本，也都形成于抗日根据地，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政之初无法具备的条件。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立国之本，就不难看出新中国与根据地血脉相连的密切关系。

以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它被誉为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其前身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陕北公学，当时主要是一所干部培训学校。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华北大地上，晋察冀边区政府将从延安撤出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四校合并，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则创办了北方大学。两校均开设了真正意义上的本科教育。1948年，两个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人民政府，这两所大学随之合并为华北大学，原来两校校长吴玉章、范文澜分任正、副校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主要由华北人民政府组成。进了北京，舞台更大了。中央政府在接收旧政权留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同时，将华北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从人民大学的发展历程看，这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初是完全不曾有过的成功经验。

宏观研究要有重大突破，必须在微观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史资料征集部门整理、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批文献因发行数量少、图书馆收藏不全，未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这段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也因此未能得到充分讲述。

例如，陕西人民出版社40多年前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400余万字，据编者说是从5000多万字的原始档案中摘编而成，全面展示了边区财政工作。根据地财政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胜利，更是中国从传统财政向现代财政转型的重要探索，为新中国财经制度、税收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仍有启迪作用。可惜的是，我们只看到这400余万字的成品，其余数千万字的档案散落在何处，无人知晓。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每一个抗日根据地都整理出版过大量财政史料，据我所知，同样规模的还有档案出版社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它们呈现了大量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根据地建设画面，却长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由于史料利用不充分，已有根据地史研究成果在宏观领域往往存在一定的概念化倾向，而在微观研究中又有一种声音认为现有成果过于碎片化。我个人的体会是，宏观研究要有重大突破，必须在微观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不能简单地对研究对象下定义、作定性。碎片化也有其必要性——只有将无穷的细节研究透彻，才有可能高度概括出更加接近事实、更具说服力的宏观叙事。

21世纪以来，无论是社会需求还是学界兴趣点，都在慢慢转变，研究也越做越细。其中，来自民间的许多历史爱好者是一股有生力量，他们能从分散的中外文献中认真考证细节，比如交战双方武器弹药使用的黑色和黄色炸药比例、枪弹的有效射程、作战服装的优劣比较等。有些内容读起来不仅有趣，还有一定说服力。以往传统的学院派研究思路更关注国际关系、重要会议决议、重大战役等，这类研究很重要，但大多为宏观研究。理论上该不该如此，与实践中能不能做到，时常是脱节的，所以关注细节同样很有必要。但普通史学爱好者又因缺乏专业训练，在史料运用上常会将时间、空间搞混，容易造成硬伤。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最近十余年成长起来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态。他们做的研究非常细致，有些博士论文讨论抗日根据地的后勤建设，可以详细论述医药如何保障、医生和护士如何培养、受伤战士治疗后如何重返战场，或因伤病致残后如何抚恤和重新就业等问题。只有对这些细节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根据地史研究走向深入。而其基础建设，就在于史料文献的广泛搜集、整理，并通过互联网与研究者充分共享，以此打通史料搜集的壁垒。

只有在不断发现并尽可能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在研究内容、方法和历史认识上超越既往研究范式

进入21世纪数字化时代，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民间众筹方式可以极大丰富档案文献的来源。2016年，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以下简称“抗战平台”）的建设，该平台公开、公益地向全社会开放。

2020年，“抗战平台”经家属授权，上线“张林池陈舜玉夫妇抗战文献专题库”，这一批文献资料主要为他们在抗战期间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等手稿，均属首次披露。张林池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唐县县长、第三专署专员以及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战后任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等职。从他的履历中不难发现边区政府体系化的内设机构。陈舜玉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也曾任唐县县长，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女县长。这批难得的文献必将促进我们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研究。诸如此类，民间有很多文献“富矿”，蕴藏的史料多到无法想象。另一大史料来源是海外收藏的近代中国稀见文献。

这些丰富的史料，无疑都是革命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实践。每一种新范式或理论的推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都能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全新的分析工具和研究视角。这些有益的尝试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根据地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只有在不断发现并尽可能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在研究内容、方法和历史认识上超越既往研究范式，最大限度回归历史、揭示真相。其中，青年学者赵诺的《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和王龙飞的《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等著作，正是这方面独特而有益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

张燚明博士的这部新作《边币与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1937—1942）》，是他十余年来在这方面辛苦耕耘的成果。这部根据地金融专著，系统阐释了抗日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金融事业、完成财政独立和政权建设。

我曾同燚明分享过自己成长中的一段经历：我的博士论文《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改后投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幸得到首席编辑徐思彦的青睐而列入出版计划。全书最初写了近50万字，大量引用世纪之初赴海外查寻的新解密国民党档案。徐老师看后要求我，论述过程中能用三条史料解释清楚的，就不必罗列五条，心里要始终想着读者。为此，我狠心删了近十万字。当时心里真是不忍呀。不过事后看来，删除后的书稿线索更清晰明了，更有说服力，也更增加了可读性。燚明的这部专著同样有着我当年的执着，史料堆积得过多。想必，我们有相似的心境。不改也罢。以此与燚明共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为张燚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边币与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1937—1942）》一书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