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证”到对话：论中国文化遗产的世界性

编者按：中国的世界遗产是涵养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文明瑰宝，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本文从世界性建构、遗产价值转译、双向文明对话三个维度，梳理我国史前大遗址申遗推进历程，剖析遗产价值阐释背后的深层议题，探寻一条由参与申报迈向助力世界遗产体系完善、推动多元文明叙事共生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性的建构与论证

2019年7月，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六年，泉州、普洱景迈山、北京中轴线、西夏陵、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相继入列，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然而细察这份不断加长的名单，新石器时代的大遗址依然屈指可数：除良渚古城外，红山文化遗址、石峁遗址至今仍列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这种等待本身即构成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中国史前遗产的“世界性”，为何需要反复加以证明？它究竟是遗产自身固有的属性，还是由特定制度与话语建构出来的评价结果？

2026年9月22日至23日，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的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展开研讨，并发布《深化文明互鉴 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等多项成果。在此背景下，重提“世界性”之问，或许能得到更具体的答案。

“世界性”看似抽象，道理却很简单：一处遗产的价值超出了它所属的民族和国家，被认为对全人类的当下与未来都具有意义，它才算得上有了“世界性”。当然，这不是说说而已——它有着明确的制度载体：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确立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据此细化的十条列入标准。换言之，世界性从来不是遗产天然固有的品质：它需要经过专业论证、机构评估与国际协商，方能成为一种制度性承认。

这正是良渚古城的分量所在。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未曾留下文字记录，申遗文本无从征引文献，只能依靠考古学重建证据链：碳十四测年、植物考古与聚落形态分析相互印证——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莫角山南麓池中寺遗址的发掘揭露出近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积，估算储量约20万公斤，分析显示这些稻谷来自多个不同产地。水利、稻作、城址与等级墓地环环相扣，“五千年前这里存在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才真正从假说变成世界遗产委员会所接受的事实。从1994年进入预备名单到2019年正式列入，良渚历时二十五年。

然而，申遗成功亦非终点。武当山古建筑群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尚不足十年，其核心遗产点遇真宫的主殿便因管理缺位毁于大火，次年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专门就此向中国提出质询。列入名录只是长期保护管理的起点——世界性一经获得，仍需日复一日的守护才能维系。

9月22日拍摄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主论坛会场。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二、“看不见”的遗产与读得懂的价值

与良渚相比，尚在申报途中的其他几处大遗址正面临着各自的难题。牛河梁遗址“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祀布局与玉猪龙等遗物，指向一套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宇宙观；石峁遗址的皇城台与石砌城垣，则呈现出中国北方史前社会复杂化的另一条路径。这些价值同样真实，却未必直观可感：雅典卫城与巨石阵矗立在地表，触目可及；而中国的大遗址多埋藏于田野之下，在普通人眼中不过是几处土丘与灰坑，其价值须经考古学的转译方能显现。

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处境。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宫殿自1900年由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系统发掘以来，因钢筋混凝土复建引发真实性争议，迟至2025年才作为“米诺斯宫殿群”的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历时百余年。可见世界性的建构与论证，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

价值看不见、读不懂，就要靠人来翻译。将“看不见”的遗产转译为“看得见”的现场，中国探索出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路径。近十年的建设呈现出“从无到有”的历史物象建构特征，这是中国的创造；同时也应警惕，过度景观化与公园化可能反过来损害真实性。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现行十条列入标准本就生长于以欧洲经验为主的遗产实践，礼制、祭祀、人地关系等中国史前文明的核心要素与之并不天然适配——适配的过程，往往也是价值被裁剪的过程。标准之争的背后，其实是文明叙事之争。

在这一问题上，已故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的论断至今仍具启发意义。他认为，人类文明起源存在两种基本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连续性”文明，财富集中依靠政治与宗教程序而非技术突破，人神之间始终保持沟通；自两河流域至希腊的西方文明则属“破裂性”形态，其动力来自技术对自然的改造。循此推论，倘若连续性文明才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常态，那么中国史前遗产的世界性，便不在于它符合了某条以西方经验为底本的普遍标准，而在于它代表了另一条长期被西方叙事遮蔽的文明道路。

转译的对象还包括“人”。农村大遗址长期面临遗存结构不清、区位偏远、村民参与度低的困境。唯有让在地社区真正参与遗产意义的生产，大遗址才能从封闭的考古现场变成社区共享的公共文化资源。

2026年8月18日拍摄的泉州洛阳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三、从“被评审”到双向互证

更值得期待的变化，来自中国考古自身的国际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2012年起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系统发掘费尔干纳盆地的丝路遗址；2015年起在洪都拉斯科潘主持玛雅文明贵族院落的发掘——这是中国考古机构在中美洲主持的第一个田野项目；2018年起赴埃及卢克索卡尔纳克神庙区发掘孟图神庙；2019年起与罗马尼亚联合探掘多瑙河流域遗址。从中亚到中美洲，从北非到东南欧，中国考古学家的田野已经延伸到人类文明史的多个关键现场。

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角色的反转。过去谈申遗，中国遗产是“被评审、被纳入”的一方；而当中国学者既能在中国的大遗址上提取自身文明的证据，又能深入科潘、孟图神庙理解他者的文明，世界遗产领域的对话便成为双向的——我们不仅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过去，也开始参与解释全人类的过去。

这一对话，在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上已见清晰的轮廓。主论坛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纳伊夫·法耶兹提出，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在于保存，更在于传承与延续”，推进遗产保护要制定有效政策、建设强有力机构，并鼓励相关社区实际参与——这与大遗址保护中“社区化”的方向不谋而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介绍，2020年以来，中外联合考古项目已达80多项，涉及30多个国家，中国考古“走出去”已从个案成为常态。五场平行论坛的议题设置，几乎覆盖了本文讨论的每一个环节：“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对应大遗址的整体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对应联合考古的双向互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对应社区与下一代的意义生产；六场专业沙龙中的“文明探源与西辽河文化”一场，讨论的正是红山文化所依托的西辽河流域。论坛达成的共识还包括：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合作项目覆盖更多国家，促进全球南方文化遗产保护，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论坛闭幕后，这些共识能否转化为红山、石峁申遗文本中更清晰的突出普遍价值陈述，转化为遗址公园里更可读的现场，正是我们接下来实践的起点。

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国大遗址的展示条件或可得到进一步提升，社区参与也会从理念倡议转化为制度支撑。到那时，再回看良渚、红山、石峁走过的申遗之路，我们会发现，它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一份名单的接纳与否，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文明对话：中国所要做的，也不仅仅是加入一种既有的体系，而是试图参与这套体系重构与延伸，使得这套体系最终能够容纳来自更多文明背景下的叙事与经验。北京文化论坛正是这场对话的重要见证者：我们不仅要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文明叙事，也要更好地拥抱世界。彼时再回望“世界性”的定义，它的内涵才真正走向完整：一处遗产的世界性，本质是其承载的价值对全人类都具备普遍启示意义，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可，仅仅是这份价值书写的全新起点。

作者 | 刘蕴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博士生

责编 | 王静静

校对 | 张慕琪

审核 | 张凌洁

监审 | 彭亚南、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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