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时代价值

《大众哲学》创造了哲学著作的出版奇迹、传播奇迹、影响奇迹，从1936年初版到1948年12月，就印行了34版，加上各地出版社出版的共有50多版，数以万计的读者通过这本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萧前教授说他正是在它的启迪下走进哲学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版本日益增多，但《大众哲学》始终畅销，我最近买的一本《大众哲学》的版权页显示，这是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推出的第3版，2025年10月北京第14次印刷，一次印刷20000册，总印数达167000册。这个数量在当下是非常可观的。

《大众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开山之作，也为我们今天思考“马克思哲学究竟该怎么教”提供了一份历久弥新的教科书。把《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联系起来，围绕“《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时代价值”，我想谈3点看法。

第一，面向社会大众，重视学术性与大众化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哲学教育，在高校，有专业课和公共课之分；就公共课而言，受教育的还有文理工学生之分。不同的教育对象，在教育内容、教育程度、教育方法上自然应该不同，这就是“因材施教”。“面向社会大众”，在高校就是要面向学生听众，设身处地从学生听众出发去谋划和进行哲学教育。不考虑听众，不看对象，千篇一律，就很难实现教育目标。当然，“面向社会大众”的本义是面向工农兵，“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史上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此，因此被誉为是“破天荒的创举”，艾思奇先生被称为是“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他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本畅销书，更是一整套关于“哲学如何走向大众”的方法论。

今天，我们纪念《大众哲学》发表90周年，就是要更有力地推动哲学大众化工作，既要把哲学作为学问来研究，也要把它作为“武器”来锻造；著书立说既要想到专家同行，也要为着社会大众；既要写哲学理论的长篇，也要写适合大众阅读的短篇，把学术性和大众化兼顾起来。这就要端正学术价值观，至少应该把哲学普及读物也视同学术论著，鼓励作者为社会大众而写。艾思奇先生非常直率地写道：“老实说，我自己就多少有点偏见，把理论的深化看得比通俗化更重要”；尽管读者对《大众哲学》的热情高涨，让他看到了哲学通俗化工作的意义，但他仍然写道：“就我个人的兴趣来说，仍是想尽量偷空做些专门的研究。”因为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如果他用写《大众哲学》的精力做专门的学术研究，至少可以有两倍的成绩。（艾思奇：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在学术成果评价上，应该把通俗哲学著述加倍看待。

第二，坚持实践导向，力求理论教育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大众哲学》哺育了大众”（邹韬奋），能够成为“青年们认识世界的一盏明灯”（胡愈之），就在于它不仅面向社会大众，还在于它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导向，因此产生了巨大威力。蒋介石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他承认自己的失败在于人心丧失，“败于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毛主席在延安写就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更是坚持实践导向的样板，至今熠熠生辉。多年来，一批又一批优秀理论著述、理论课程，一些播放量动辄“10万+”的理论短视频，就在于坚持实践导向，直击时代理论前沿，直击人们思想深处，直击当下社会现实，无论是高校学生还是社会大众，看了听了解渴、受教、被感染被激发。

坚持实践导向，最重要的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所蕴含的“理”，在于矛盾的普遍性。“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毛泽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因此，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我们要强化问题意识，在回应时代课题中实现哲学价值。创新哲学教育，就要坚持实践导向，特别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理论问题、思想问题、国际国内实际问题，听众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例如就业、社会公平、科技伦理、人生意义、AI与当下学习等。就理论讲理论，与实际问题不沾边，就是“客里空”，教育对象既不爱看，也不爱听，教育就没有效果。今天，我们学习《大众哲学》，就要像它那样，坚持实践导向，力求理论教育与现实生活相融合。

第三，创新话语体系，呈现理论深度与表达生动新气象。哲学概念是最抽象的概念，哲学理论是最概括的理论，哲学所阐述的规律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抽象、思辨、深奥，是哲学的本质特点。说哲学是被学者们故作高深、人为搞成玄妙的，这话有点过。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两点：一是哲学的产生、继承和发展，离不开哲学家们的思辨。思辨都是现实的反映、抽象和概括，哪怕是虚幻的、颠倒的甚至是错误的反映、抽象和概括。因此哲学是从世世代代的生活中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并不神秘，这就注定了哲学能够回到生活，回到大众。二是抽象的、深奥的理论是可以通俗地解读的，是可以向大众普及的——科普作品说清楚了许多深奥的自然科学理论，包括极其抽象的公式和定理；法律普及读物说明白了枯燥难懂的法律条文。《大众哲学》把“普通哲学著作的艰深玄妙的色彩”“扫除干净了”，“使它的形式更近于大众的日常生活”（李公朴），是一本“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毛泽东）。

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听课经历和讲课经历，都使我感到，无论是专业课还是公共课，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职工，在听课上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一是都喜欢深入浅出，不喜欢深入深出；二是都喜欢以例明理、以理释例、理例互证，不喜欢从理论到理论；三是都喜欢教师脱稿讲解，不喜欢照本宣科。为什么？因为听课和看书存在很大区别：耳朵生来是听口语的；对耳朵来说，书面语言是最好的催眠曲。因此我们讲课，包括讲自己的研究成果，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都要把书面表达逻辑转化为口头表达逻辑，把书面语言转化为口头语言。而眼睛，特别是有文化的眼睛是看书面语言的；因此，口头讲的东西如果要印发，一定要经过书面化整理。《大众哲学》是写给“水准较低的读者”的（艾思奇语），因此话语表达更要大众化。这本书给我们的重要启发，就是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讲课，都要重视话语体系创新，探寻理论深度与表达生动的新气象。在干部培训管理工作中，我曾提出讲课要让学员“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因此备课时，教师就要认真地想想，讲什么、怎么讲才能让干部学员听得进，反之就“听不进”。我想大学哲学课堂首先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让学生“听得进”的问题。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艾思奇纪念馆指出，“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以艾思奇同志为榜样，面向社会大众，坚持实践导向，创新话语体系，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追求最佳效果。（作者为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