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⑴，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⑵和人民公社⑶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
　　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要证实我们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⑷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
　　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⑸，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⑹，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
　　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⑵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先是在农业生产上片面追求高指标，报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气氛中，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工业、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⑶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出现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热潮，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于八月被定名为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未经试验就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为一乡一社, 个别的一县一社。公社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共产风”严重泛滥。一九五八年冬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一年春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改变。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复存在。
　　⑷“三资”企业 指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方独资企业。
　　⑸《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的。该书收入了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一九八七年三月又编辑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增补了邓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的重要讲话和谈话。
　　⑹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在一九二一年由国内战争转变到和平经济建设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缴税后的剩余粮食，可以自由出卖；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