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⑴。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⑵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⑶，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⑷和人民公社⑸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八大⑹违背了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事情也给我们带来经验教训。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深刻地检讨了我们的历史，提出解放思想，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不能丢掉。在这个长时期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由于充分尊重中国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这是我们历史的正确方面。刚才我所说的二十年“左”的错误，那是另一个方面。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四人帮”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得很！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
　　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⑺，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这一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改革就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经过将近九年的努力，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两年完成了原定十年内翻一番的任务。
　　成功的经验鼓励了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因此，党的十三大⑻要决定加快改革的步伐，不仅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且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这是我们的一些构想，现在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我们走的路还会有曲折，错误也是难免的，但我们力求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
　　你刚才讲的发展两党两国关系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们之间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关键是，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也难免犯错误，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走自己的路，不犯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时邓小平同志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⑴遵义会议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⑵王明（一九○四－－一九七四），即陈绍禹，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⑶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⑷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先是在农业生产上片面追求高指标，报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气氛中，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工业、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⑸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出现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热潮，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于八月被定名为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未经试验就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为一乡一社, 个别的一县一社。公社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共产风”严重泛滥。一九五八年冬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一年春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改变。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复存在。
　　⑹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重要发言。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⑺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⑻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选举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