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霞：新中国与新生命

21年前，我从医学院毕业来到北京妇产医院。初为医生的感觉十分美好，看到一个个新的生命从我们手中诞生，一个个病人恢复了健康，内心滋生着医生的自豪感。但是，一天夜里发生的抢救，让我这个年轻医生在心灵上经历了一次历练。
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我叫醒：“快来手术室，有抢救！”我一口气跑上五楼的手术室。一进门就被紧张的抢救气氛震慑住了：急促的脚步、凝重的表情、身上插满的管子的孕妇正在被推进手术间，各种检测仪显示出孕妇的病情十分危急。
“主任，我干什么？”我问现场指挥抢救的产科主任、也是我的恩师黄醒华教授。
“你就专职负责危重病人的抢救记录。”
“黄主任，病人血压还在下降！胎心很慢……”一位医生报告。
“再开放一条静脉加压输血，保证有效循环血容量，马上手术！通知婴儿室大夫到现场抢救”。
8分钟后，一个不足月的、轻度窒息的男婴出生了。马上清理呼吸道、给氧，这时我们听到一声微弱的啼哭，孩子活了！经过抢救，他的妈妈也转危为安。在手术后的病例讨论会上，黄醒华主任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中央型前置胎盘的出血是十分凶险的。要是在解放前，这个产妇必死无疑。
她还是一名实习医师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同样的抢救。一个孕妇，也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出血。医生尽全力和死神进行了搏斗，可是受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孩子保住了，产妇却死在手术台上。她的丈夫——一位淳朴的农民被叫到妻子的遗体旁，他用粗糙的大手不停地抚摸着妻子冰冷、惨白的脸颊和额头，喃喃地说：“孩子怎么办啊 ？这个家可怎么办啊？”他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步一回头地走出医院，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好久好久，面对着黑夜，一动不动，无泪无声。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场面啊。
解放前，我国的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为了提高我国的妇幼健康水平，在建国10周年前夕，国家在北京的市中心骑河楼街，建成了我们这个当时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是最大的一所妇产专科医院。革命老人何香凝亲自为医院题名：“北京妇产医院”。
建国60年来，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北京市孕产妇死亡率由建国初期的每10万人中就有685人死亡下降到现在的16人；婴儿死亡率也从每1000个中就有117个夭折下降到了现在的不足4个。这个指标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许多过去保不住的胎儿，现在可以保住了；许多过去治不了的病，现在可以医治了。这是我国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水平发展的结果，也是几代妇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991年，我接诊了一位河北满城县的孕妇。她结婚8年，怀孕5次，3次流产，2次死胎。村里，她被人说成是“不会下蛋的鸡”，受尽了埋怨。当她第6次怀孕时，来到了北京，为了就是能够保住这孩子。经检查，我们发现她是十分罕见的RH阴性血型，与丈夫的血型不合导致新生儿重度溶血而难以成活。产科成立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先后为她置换了3次血浆，医护人员每天都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那天风和日丽，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婴，经过手术顺利诞生了。可几分钟后，孩子的皮肤突然由苍白转至蜡黄，血色素只有正常婴儿的1/3，胆红素却是正常孩子的两倍，黄疸程度异常严重，新生儿溶血再次威胁着这个小小的生命！怎么办？只有换血！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内，小婴儿的血被置换了2遍。后来的20多个日日夜夜里，女婴从抢救台转到蓝光培育箱，再转到普通培育箱，血色素也从6克上升到了11克，小脸蛋越来越红润，哭声越来越响亮，小生命保住了！孩子父母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为了铭记首都北京给了孩子平安和全家的幸福，他们给孩子取名“马京安”。
在我国的妇幼卫生工作中，降低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是一个重点，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是另一个重点。一天中午，我出完门诊正准备离开诊室，一个中年妇女向我提出加号的请求，望着她的花白头发和满脸的皱纹，我不忍心拒绝她。“你哪儿不舒服？”“我怀孕了。”“那..你今年多大？”“41岁。”我望着这个比实际年龄显得大很多的她，猜想她可能有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果不其然。她告诉我，17年前她曾经生过一个小孩，孩子1个月的时候，被诊断为先天愚型儿，就是老百姓说的“傻孩子”，还伴有先天性心脏病。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幼儿园不收，学校不要，她只好辞职自己带，为孩子吃尽了苦。 10年前孩子没了。现在她又怀孕了，她和丈夫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又怕再生一个傻孩子。她最后说：“大夫，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老百姓所说的“傻孩子”，医学术语叫唐氏儿。是一种染色体疾病。在很长时期内，我们都只有在孩子出生后才能进行诊断。到20世纪末，我们可以通过遗传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手段，大大降低了有严重遗传疾病的新生儿出生人数。这个孕妇经过产前诊断，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个拥有健康婴儿的幸福妈妈！
现代医学的发展让过去一些“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事儿，变成了可以兼得。2004年，也是我们新院开院的第二年，一名35岁的北京患者，怀孕快六个月了，却被发现患了宫颈癌。按照最保险的常规治疗方法是牺牲胎儿进行宫颈癌的治疗。可是如果这样做，患者就很可能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另一种选择是孩子生下来后再进行治疗，但是患者要冒着肿瘤恶化危及生命的风险。患者不知哭了多少回。我请来肿瘤科、产科、儿科等专家进行多方会诊，大家认为患者还属于早期宫颈癌。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治疗方案：让患者在严密监测下继续怀孕，生产后再进行宫颈癌治疗。这无疑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一旦患者的病情掌握不准，很可能出现孩子没保住、母亲的治疗也被延误的严重后果。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我知道失去孩子对一个母亲的痛苦，也知道失去母爱对孩子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更坚信有现代雄厚的医疗条件做后盾，有各部门的鼎力支持，这份风险和责任我们应该承担！两个月后，患者经过手术顺利地生下一个健康婴儿。产后不久，我们为她做了宫颈手术。最终的结局，是超乎想象的完美。
我们不仅多次成功抢救呼吸窘迫综合征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重度宫内感染、重度溶血等危重症新生，还在2002年让5胞胎安全降生，这些成果标志着我们的围产医学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建院到今天，北京妇产医院用微笑迎接了29万个新生命的诞生，世纪宝宝、第13亿小公民、奥运宝宝先后都在这里诞生，在这个摇篮中还将继续孕育出新的生命，生生不息，绵延不断。
（吴霞　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