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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需求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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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核心就是三个“主”:科学发展是主题,发展方式是主线,经济结构调整是主攻方向。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结构转变,即需求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转变、要素结构转变。

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二战以后,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通过努力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而阿根廷、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究其原因就是三大结构转变出了问题。

日本是二战后迅速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个典范。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只有47美元,1955年是209美元,1965年是890美元,1970年是1940美元,1980年是1万美元以上,1988年是23000美元,超过美国。为什么日本能从47美元较快上升到目前的3万美元?它有如下几条经验。

一是产业结构转换顺利。日本二战战败以后,利用人力资本和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了十几年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积累了资金,第二阶段发展重化工业,像我们现在一样炼钢铁、搞水泥、修路、建桥,由于钢铁过剩,日本的很多桥都是钢铁建的。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日本开始搞高加工度化产业。20世纪末期,他们的产业结构又开始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型方面转化。现在日本在机器人领域是很厉害的,日本的高档数控机床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二是需求结构能紧密配合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穷,储蓄率低,所以它的投资率非常低,20世纪50年代初时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只有20%多。现在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4%—45%。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重化工业的时候,它的投资率就提高了,达到将近40%,基本适应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变换。最后日本要建立消费型社会,需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投资率开始下降。

与投资率变化相对应的是消费率变化。消费率就是消费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消费率从70%多一直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59%,1970年以后开始上升,目前是75%。当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这是比较低的。

三是社会结构变化。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日本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工资上涨非常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日本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候,基尼系数只有0.3。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快到0.5了。由于日本的收入差距非常小,中产阶级成长非常快,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此外,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城市化率也就是城市人口也达到了70%。中产阶级比较理性,所以社会就比较稳定。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要么是一个强权社会,要么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民主社会。

四是政治结构。日本的政治结构也就是民主政体转换成本最小,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占领,美国引进西方民主到日本以后,日本的权力结构开始变化。皇权被高高挂起,真正的决策权在议会和首相府,而议会和首相府由选民来选,议会和首相府互相制约。

韩国比日本后发展二十年,但韩国也很快成为高收入国家。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0美元,1970年是270美元,1977年是1000美元,1980年是2330美元,1990年是5770美元。大家记住,1990年是韩国的转折点。1990年的577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万美元。2002年韩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9900美元,2007年是15000美元。韩国的经验跟日本的经验差不多,都是顺利地实现了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社会结构等结构的转变。

巴西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是军人政府掌权,军人政府上台以后强制推进经济发展。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国民收入是2790美元,这时候韩国的收入比巴西高1倍。2006年巴西的收入是4730美元,只是韩国的四分之一。巴西跟韩国比,是典型的“醒的早、起的晚”,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巴西的产业结构转换不成功。军人政府上台以后盲目搞进口替代战略,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推进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业。当时巴西的劳动力特别多,巴西的土地是大地主所有制,好多佃农在农村没有地就进入城市,而政府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却搞什么进口低碳、重型工业,像我国改革开放以前那样重工业优先,但国家又没有钱,劳动力又不能变成钱,最后只能引进外资,结果导致外债过多,核心产业竞争力缺乏,失业率居高不下。

二是巴西的需求结构转型也不成功。巴西社会的投资率非常低,贫富差距非常大。巴西一直是富人特富、穷人特穷,两极分化很严重,中产阶级占的比重非常低,所以社会不理性。军人政府倒台以后,巴西的民主政体特别混乱,巴西的贫民窟警察都不敢进去。巴西的基尼系数非常高,1960年时就达到了0.5,1995年达到0.6,就是说,它的这种需求结构不支持它的消费型社会的建立和民主政体的建立。

三是巴西等国家社会结构不稳定。泰国的社会结构跟巴西的差不多,现在泰国是精英领着两个群体在搞选举:一群精英领着农民搞选举,另一群精英领着城市居民搞选举。后来民主不行了,就出现暴力,你打我抢。为什么呢?因为缺乏中产阶级,穷人一般不太理性,哪怕给他一个面包、一件衬衫就跟人走了。泰国是这样,阿根廷也是这样,甚至菲律宾都是这样。菲律宾一直是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它的中产阶级没有壮大到足以支撑社会稳定的程度。

此外,巴西还长期通货膨胀。由于政府没钱,到处借外债,老百姓又没有储蓄,只能发货币,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我记得有一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10%,那一年巴西人民是用塑料袋装钱去买东西。

四是过度城市化。巴西的城市化发展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它跟印度差不多,城市化优先于工业化发展,叫城市化优先。在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的时候,它的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是56%;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500多美元的时候,城市人口占67%;1990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是75%;人均国民收入到4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是83.6%。首先,这种过度城市化过早地占用了社会资源,导致社会资源没有运用到产业发展方面,使社会发展没有产业支撑。其次,大量人口涌进城市以后,由于政府没钱、没能力为这些居民修路、建房子、提供公共服务,导致一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

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是国家要培养中产阶级、橄榄型的社会,二是不要搞通货膨胀,三是工业化要跟城市化相适应。

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目前,中国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调整经济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要求非常迫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给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的供求关系是一种三角关系:第一种类型是美欧等消费型国家,他们的消费大于供给。第二种类型是中国、印度等生产型国家,生产大于消费,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消费不了,向外出口。第三种类型是中东、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有铁矿石、黄金、稀有金属、木材、天然气,他们采掘这些资源,粗加工或精加工后卖给世界各国。

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正常的供求关系被打乱。首先改变了美欧国家。美欧国家现在出现一个区域杠杆化趋向,就是美欧发达国家开始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减少借贷。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储蓄率是负0.41%,目前美国的储蓄率已经上升到6.8%,这样一来就会减少进口。中国最近这几个月的出口增幅在下跌,国内的生产机器没有停止运转,国内产能在不断增加,但欧洲国家在减少消费需求,那这么多产能谁来消费?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明确说,美国下一步要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同时今后美国的出口在五年内要翻一番。美国今后出口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将对我国形成一种高端市场的挤压。

在低端市场上,我国也受到挤压。金融危机之后,在美欧市场上大量出现了洪都拉斯、孟加拉、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商品。这些国家在生产与中国一样的产品,他们的劳动成本、土地价格、污染成本等比中国还低,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正在替代中国产品,就像10年前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

这就是中国目前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原因。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夹缝中,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产业分工在国际上有一个微笑型曲线,左上端是研发专利、品牌标准制定,右上端是品牌服务市场、零部件供应,下边是加工组装。左上端和右上端利润率高,能达到20%—25%,下边加工组装利润率最低。中国的产业大部分都处在加工组装环节,所以中国过去只能靠做大规模赚一点小钱。大家看一下美国苹果手机的利润是怎么分割的?一部手机600美元的利润,美国苹果公司占60%,韩国人开的公司占13%,日本人和东亚其他国家占26%,中国只加工组装,分到6.54美元,也就是1%。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两难:第一,做大规模,产品卖不出去,国内也消费不了。第二,不做大规模,又没有高端产业做支撑。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去年中国生产了200亿件服装,我们只有13亿人,全世界60多亿人,平均每人多少?去年中国造了60亿双鞋(皮鞋、塑料鞋、布鞋),加上一次性鞋将近90亿双,还有7亿吨钢铁,16.5亿吨水泥,6.2亿部手机,1.8亿台计算机,1亿台彩电,到今年年底汽车的产能会达到1800万辆。大家想一想,如果外国减少需求,我们的产品能卖到哪儿去?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选择难题

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加快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其次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但目前在这两个途径上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

第一,收入结构和体制安排不利于增加消费。

从需求结构调整看,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消费是对的,但缺乏培养和形成中等收入者的政策和机制安排,广大老百姓收入上不去就增加不了消费、扩大不了内需,这是我们当前遇到的矛盾。我们的收入政策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不利于增加消费,而是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

在宏观上,国民收入分配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比如1992年到2008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就是把卖地收入也算上,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上升了将近4%,企业占的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8%,老百姓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2%。政府、企业拿的钱越多,就越倾向于投资,而消费主体是老百姓。最近有一个新问题,中国储蓄增加的最大贡献者不是老百姓,而是企业和政府。

在微观上,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向高收入倾斜。城镇居民里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占城镇总人口的40%,这40%人口的收入占城镇总收入的比重在2000年是26.5%,到2009年下降到19.5%。城镇最低收入者占城镇人口的20%,其收入占城镇总收入的比重是7.3%。20%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城市总收入的比重在2009年已经上升到了40%,而且是不算房子、汽车。

穷人增收后会增加消费,每增收100块钱,会把大部分钱用于消费,但富人增收后是增加储蓄。2009年有一个分析数据指出,富人每增加100块钱收入,45%用于储蓄;城市低收入者每增收100块钱,80%用于消费;农村人每增收100块钱,198%用于消费,是赤字消费。如果收入政策继续向高收入倾斜,那么是鼓励消费还是鼓励储蓄?

要想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2008年全国七大垄断行业的职工是28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拿的工资总额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5%,其它92%的职工只拿45%的工资。所以现在人们找工作都想去电力、电信、石油、银行等行业,这是垄断造成的不平等。

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区域性特点特别明显,北京保北京、上海保上海、青海保青海。这样一来,越是经济水平高的地区,越是正规的单位,越是有正规职业的人,保障程度越高;越是落后地区,越是边缘群体,保障程度越低,越是需要保障的人越是没有保障。尽管我们有目标,要到2015年“十二五”期末实行全覆盖,但目前来说还没有全覆盖,城镇养老保险平均覆盖率是36%,边缘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在没有保障或者保障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得要攒钱,以备养老看病等必需。

责任编辑:刘晓楠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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