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感恩写人生

我以感恩写人生

我叫阎文韬,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三年级学生。我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民办教师,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宽裕,却也和和美美。2008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这个喜讯给全家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快乐。谁知道,我喜气洋洋地前脚刚刚到北京,后脚家里的天就塌了。

9月份,爷爷突发脑溢血去世,紧接着,妈妈被查出患有T细胞淋巴瘤。

妈妈来北京住院治疗,我天天抽时间去看妈妈。一个人拿着地图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一次又一次排队挂号,千方百计找医生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绝不放弃。这时,我也萌生了辍学为母治病的念头。学校和系党委了解我家里的情况后,迅速启动应急措施,全力帮我渡过难关。在2009年度奖助学金评定中,我获得5000元的奖学金和9000元助学金,为我解了燃眉之急,让我可以放心地继续学业。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许多老师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2009年元旦,辅导员老师把我叫过去,交给我6500元钱,说是一个老师给的。我赶忙追问是哪个老师,辅导员说,给钱的老师要求一定不留名。接过那笔钱,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重得我几乎捧不起来,这是救命钱啊!但我把钱在手里掂了几个来回,还是退给了老师:“老师,这钱,我不能要。”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你上学需要钱,你妈妈治病也需要钱啊。”我对老师说:“我现在参加学校勤工助学大队,能够打工赚钱。再说,这是老师们的辛苦钱,我不能收。”可辅导员老师坚决地说:“你必须收下。这是大家的一片爱心啊!”

那笔钱,我还是收下了,我把它塞在胸前,坐上公共汽车,去送给躺在医院里的妈妈。元旦的北京,天气很冷,但我的胸前就像揣了个小火炉,让我一路上热血沸腾。

那一段时间,为了省下钱给妈妈治病,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睡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去勤工俭学,陪妈妈治病。妈妈见我一有空就去医院陪她,生气地对我说:“文韬,你要是因为我,学习成绩下降,我这病看不看也没有什么意义,干脆出院算了。”

看妈妈那认真的样子,我郑重向她承诺,成绩绝不会落下。晚上在医院陪伴妈妈,白天回到学校,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去医院的公交车上,医院走廊的灯光下,我都挤出时间来学习,成绩从入学时的年级第十,变成大二上学期的年级第一。我用这种方式给妈妈增加抗击病魔的勇气。

那些日子,我是乐观的,我相信妈妈的病一定能治好。我用尽我所有力量去争取,可妈妈的病太重了。我永远也忘不了2010年元旦那一天,已经无计可施的医生下了最后通牒:回家吧!

那一刻,我的心像刀戳一样疼。我不想让妈妈回家,回家,就等于宣告妈妈的生命即将终结。可面对已经束手无策的医生,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天晚上,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我陪妈妈度过了她在北京的最后一晚。第二天早晨,看着爸爸和妈妈一起离开小旅馆,坐火车回家,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在大街上放声大哭起来。

2010年春节刚过,爸爸决定带妈妈到郑州的医院再试试。妈妈在郑州住院的那段时间,一到周末,我就买一张到郑州的硬座票去陪伴时日不多的妈妈。当时,我正跟林峰老师做课题,知道我家的情况后,林老师在实验室又帮我申请了一份勤工助学金,每月300元钱,足够我每周去看妈妈的车票钱了!这就是我的清华,我的老师,他们用爱感动我,用心温暖我,用无私的帮助支持我。

可是,妈妈仍在走向生命的尽头,爸爸的身体也出现了严重问题。由于几年来给妈妈陪床,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加上为妈妈治病家里负债50多万元,爸爸的精神压力非常大,营养不良,双腿浮肿,有一天,他一出门就坐在了地上,连路都走不了了。

我和爸爸极力要拉住妈妈的手,要挽留妈妈的生命,但妈妈还是走了。

妈妈走了,爸爸病了,那些日子,是老师和同学的陪伴和帮助,让我熬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我向老师立下誓言:我会用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来报答老师和学校!我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凭借出色的表现,我还入选了机械系“因材施教”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和清华大学“科技创新,星火燎原”科技学术创新人才培养计划。2010年11月,我获得了清华大学年度“自强之星”称号。

在清华自立自强精神的感染下,我努力从“受助”转向“自助”与“助人”。我积极参加公益志愿活动,个人的志愿服务时间目前已经近50个小时。自母亲生病以来,我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衣服,甚至一双袜子。即使学习、社会工作再忙,我也坚持勤工助学,用自己的努力赚取生活费。

我暗暗发誓,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等有能力的时候,为清华大学捐一笔助学金,帮助像我一样的学子,回报社会,回报祖国,回报党的恩情!

本文关键词: 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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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杨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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