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夫：苏联解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

如果对于发生于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或是当代历史中的独特现象没有一个真正科学的马列主义解释，没有对它的恰如其分的理解，是很难讨论“21世纪社会主义”的。而缺乏上述准备或资格的最好证明就是在2010年5月中国苏州第5届WAPE论坛上以及随后在WRPE发表的大量相关论文。让我们看看它们当中的一部分：

a) “什么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范式’”，Yinquang Li 提问并作答：“建立市场经济”，“公平和效率”，“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政党领导”，等等。参见《论文集——第5届WAPE论坛“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出路：21世纪的社会主义”》，苏州，中国，2010，p. 537/;

b) “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Herman Dworczak认为应当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东欧）缺乏的“多数和民主”/Ibid, p. 693/;

c) David S Pena 将“21世纪的社会主义”视为 “社会主义方针”， 紧随“四项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或“四项政策”即“市场和全球经济参与”、“防止腐败”、“改进人权”、“民族独立和主权”之后；他认为这5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和越南得以维持的原因。/Ibid, p. 52/;

d) H. Dieterich, P. Cockshot 和 A. Cotties 建议欧盟选择另一条与之前苏东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比如，在地方、国家和欧洲三个层面上建立一种“参与式民主”，不考虑诸如政党、政府、议会等结构因素/Ibid, p. 20/;

e) 在“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 一文中，Heinz Dietrich和Raimundo Franco 将苏联解体解释为“马恩范式的退缩”，“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斯大林主义的混乱”，缺少“一种对新技术革命的适应性”，他们再一次提出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的特征是 “参与式民主”和“民主计划的经济”，主体是民众而非政党、国会、大众传媒等/Ibid, p. 162/.

很明显所有上述提到的论文听起来就像一个抽象的童话故事，论之所及完全脱离苏东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鉴于此，That’s way,另一方面，在那研究方向上的前沿政治经济学家Makoto Itoh写道，在21世纪应当存在“社会主义的多元可能性”，依据“社会和历史条件”甚至全球化的背景而产生既非苏式又非中式的不同模式。这的确是非常优秀的“理论”啊！！参见WRPE, Volume 1, N-1, Spring 2010 p. 180/ . 最终，我们也能够得以为上述卓见冠以一门由Enfu Cheng编写的新的“现代政治经济学”，/ 参见WRPE, Volume 1, 2010, p. 170/ 书中的作者提出没有什么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但只一种！好像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取得了胜利而不再有任何前社会主义社会。

一、苏联解体的基础因素——“改革”和“公开性”的政策

在古希腊，第欧根尼（Diogen）的老师安提塞尼斯（Antisten of Rodos）曾经谈到“当我们停止区别是非的时候，国家消亡了，文明也因此随之消逝”；他为此告诫道“远离虚假和撒谎的预言家！他们披着羊皮而来却是地道凶残的狼”。正如M. 戈尔巴乔夫这样一只平和的羊，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已经到达苏联领导层的顶端，自那以后仅仅5年/1986-1991/，就成功地将一个距今最强大的国家和文明摧毁殆尽，苏联如此，东欧亦是，确实是一个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启蒙运动，包括最伟大的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人类所创造的所有伟大历史成就的正常继承。我们知道，起初戈尔巴乔夫主张的重组“改革”是政治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建立以来的正常延续；但是此后，根据1986年苏共大会，伴随戈尔巴乔夫快速前进的鲁莽冒险导致的一系列失败达到世界之巅，苏联领导层听从里根和撒切尔的建议，吞食了为新自由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撤回到私有化、放松管制等老牌资本主义垃圾而准备的资本主义鱼钩；不幸的是，并非如列宁主义者般科学地“退一步进两步”。所以，正如M. McColey教授所言，由于被无知和腐败诱导，以及受到西方宣传和谎言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开始采用一种错误的反社会主义政策，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全面破坏和一个“寡头、土匪、黑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

学术问题在于：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体制不能通过调动内部的免疫防御系统对戈尔巴乔夫病毒做出及时反应，杀死病毒；而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体制有一批共产党人，可在面对他们的组织，尤其是工会的时候，也不能及时做出反应或者只是对全部流行病和死亡、破坏和恢复表达同情？这些是真正的问题或者研究对象，只有我们通过研究，能够并且必须找到这场灾难正确科学的答案。那就是说，我们必须研究世纪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丰富的实践，包括对为什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免受戈尔巴乔夫而不一味撰写关于“多元主义”、“民主”、市场经济的伪科学童话/作为重复的谎言和宣传资产阶级。首先，必须研究政治体制的主要结构之间的历史关系。例如，如果看一下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内容，每一个不带偏见的学者应该已经明白，在其最后几年，媒体比在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堕落百倍而成为最糟糕的反共宣传。

二、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从革命时期政体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体的转变

苏联解体让世界陷入最糟糕的“意识形态危机”，因为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堕落了、摔倒了，成为了“土匪、黑手党资本主义”或者比中世纪最坏的寡头体制更坏的复辟反动势力。所以，当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些共产党却在20世纪跌落了意识形态而回到4世纪。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全球性疾病，甚至是诛灭国家、文明和文化的犯罪破坏的心理紊乱症。/ 不再有什么联合国：刚刚在今天，我们见证了对利比亚民族的屠杀，我们自问下一个又将会是谁；布什政府和北约的恐怖主义战争无非就是戈尔巴乔夫或克林姆林宫大刑事反革命复辟（看不懂？）。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动力和机制，并引以为戒，我们就可以把成千上万无辜民众的悲剧转化成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而储备知识的学堂。简单来说，苏联和东欧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裂痕，也即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纽带——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的继承关系断裂了，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未及时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主政体过渡。这一要求在今天已经是一大全球性诉求。如果我们今天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在这一领域和方向上工作，我们就会马上意识到，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现在的悲剧，实际上已使我们面临一场全新的全球性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即便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8卷本《罗马帝国的衰亡》中写道，意识形态革命是人类运动和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