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

　　一  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决议案，都曾经认定中国革命浪潮的新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最近中国的事变完全证实这些决议案的正确。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取消派的预言，完全相反。尤其是最近几个月里面，革命的解放斗争开始发展得很快很显著。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受着反动的打击之后而恢复了气力，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之下，又重新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
　　二、过去几年中国的反动，使劳动群众的状况恶劣到万分。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本来已经是非常的可怜，而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更加实行对于工人生活的极其厉害的进攻。极深刻的经济危机，结果是群众的大批失业，这使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简直弄到了快要饿死的状况。一切劳动条件都在恶化。因为食物价格不断的高涨（最近米的价钱增高了百分之七十七），所以工资更加低落。农民的主要群众亦是不断的破产和贫民化。饥荒的范围真是空前的广大——几千万的农民都在那里等着饿死。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手工业者和农村手艺工人的群众的大批破产的过程，更加厉害起来。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中国反动的结果，自然不能不使劳动群众更加认清自己的地位在现在这种政治的统治之下是没有出路的，更加认清国民党的一切诳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群众的这种认识现在是不能不更加坚定起来。所有这些情形，都不能不更加加强全国的危机，更加使工人农民的广大群众革命化，更加推动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城市贫民去斗争——去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和站在他们后面的国际帝国主义。所有这些情形，亦就不能不使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
　　三、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过程，有他的特殊形式。新的革命高涨首先成熟起来的地方，大部分还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种下根基的那些区域，随后才渐渐的推广到其他的区域里去，这种情形，亦可以解释新的革命高涨的最初阶段，的确有一种弱点；就是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斗争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工人和农民不大有利。只有革命斗争向前发展的过程里，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战争能够扩大到新的地域，然后这种相互关系方才能够往好的方面改变。
　　四、分析现在时期的斗争，应当要注意到：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农民的革命斗争，现在能够胜利的，还只不过在南部几省发展着。统治阶级各派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完全削弱而走到政治上的完全破产。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分。这一过程的促进，大部分要看共产党有没有正确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确的解决那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
　　二  党的主要任务
　　五、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相当的力量和意义。因此，必须集中注意去组织并且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共产党应当明白：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开展。
　　组织政府机关的时候，必须尽可能的谨慎选择职员，无论如何，不要放国民党的旧官吏进去，完全要用经过审查而无条件是忠实的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汇合农民的发动，最大限度的配合这些发动，而且要根据有坚决的肃清封建制度和军阀，而抑制富农高利贷分子的政策。临时革命政府，竭力去开展正在斗争的群众的鼓动和动员，同时，这一政府应当是保证农民运动之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种政权形式，从上到下，都要保障群众自己的参加革命政权机关。
　　六、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发动土地革命的力量应当是雇农和贫农，他们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之下，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当对于这样富农的企图，应当对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他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去（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行，应当和全中国的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胜利连系起来。
　　七、苏维埃区域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可分离的和组织雇农工会，乡村无产阶级工会的任务连系着，和组织贫农会的任务连系着。贫农会的目的，应当是团结中农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使苏维埃机关的一切办法，都有利于贫农和中农。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应当求得完全依照选举的原则；要剥夺绅士富农半地主的选举权。党应当把农村苏维埃认为是苏维埃区域里面组织农民群众的主要形式，所以对于农民协会，应当采取逐渐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方针。
　　八、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上，党应当避免过早的办法，不应当实行那些只会使农民群众离开我们指导的办法。可以放任商业的自由，暂时不要禁止土地的买卖，不要实行集中供给，不要限制境内商业和调节物价，当然，这要除出特殊的例外（盐，煤油）。这种例外办法，一定要是境内人民自己所要求的，是为着军事上的必要或者反对投机和怠工的。
　　九、苏维埃区域里改良工人生活的政策，在立法上应当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订立最小限度的社会法，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一切其他的改良，应当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形，从阶级斗争和工会工作的结果里面去求得，而不是用苏维埃机关的命令。
　　十、苏维埃区域里党的行动和革命机关的一切办法，都要是为着真正农民群众斗争的利益的，都要是为着农民运动的向前发展的，都要是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苏维埃区域的继续扩大的。为着这个目的，党应当利用苏维埃区域所有的一切力量，去组织工农红军。必须完全保障党对于红军的指导和监督——红军对于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应当有极伟大的作用呢。红军应当变成真正全体平民的军队。社会团体，首先就是工会，以及贫农会，应当按期调动自己的会员，去充实红军的队伍。红军的指导干部要有坚强的工人成分，红军部队要用乡村贫农以及一般的革命农民来扩充；红军的官长，首先要用先进的工人来充实。军事的，尤其是政治的指导，应当要有必需的程度，并且要最大限度的集中。
　　十一、党在一切宣传运动和一般群众鼓动里面，应当特别用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提出以下的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反对帝国主义，一直到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如果他们破坏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统一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赞助并且发展苏维埃运动到全中国；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团体监督生产。
　　十二、党在苏维埃区域里的工作，应当和全中国的行动连系起来。党在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之下，主要的任务是保障澈底的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农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够胜利的前进，一般的革命解放运动，才能够进到更高的阶段——使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就肃清封建制度和军阀以及外国资本的统治；这种外国资本正在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赞助，并且加强封建的残余，以及一切种种军阀和中国资本家的派别呢。
　　十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战斗。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层的经济要求。党要加强自己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凡是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削弱的地方，凡是在革命斗争高涨的地方，要努力去企图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
　　十四、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发展并且领导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党应当预防忽视继续扩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危险。帝国主义方面一切强暴政策的表现，党都应当利用他来引起群众的革命罢工。党应当扩大自己的群众鼓动——宣传：解放中国，统一中国，中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消灭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反对进攻苏联的企图，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国家里的劳动群众的口号。
　　十五、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反对一切军阀和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一切派别，——应当是党现在群众鼓动里的紧急口号。同时，争取群众之中的影响的斗争，应当更加加紧，去反对国民党改组派，反对第三党，反对胡适派，他们都想从日益生长的革命的强大的新高涨之下，来救反革命的命呢。同时，党应当暴露陈独秀托洛斯基派的反革命的工贼作用。党应当揭发托洛斯基理论的反革命的真相，托派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面具，用来掩饰他们实行上显然的取消主义——对于新的革命高涨，完全是取消的态度，对于正在开展的革命的农民群众斗争，完全忽视，而且他们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更显然是替国民党帝国主义当走狗。
　　十六、对于苏维埃区域之外的农民运动，党应当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和斗争委员会，应当利用一切农民群众的组织方式去进行自己的革命斗争，应当加紧自己的革命鼓动，尤其是因为饥荒和新近的军阀战争发展的缘故。党应当发展抗税抗捐的运动，应当号召游击战争，号召赞助苏维埃区域。党应当号召农民斗争，去解除豪绅地主反动势力的武装，而组织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十七、此外，党应当加强自己在少数民族之中的工作。党应当去和北部中国回民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并且加以指导，对于内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满州〔洲〕的高丽工农斗争，以及南部中国的苗民族，都要这样。同时，党应当认识安南日益生长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扩大自己在安南人之中的影响，尤其是在云南香港和广州。
　　十八、从第六次大会之后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发展，和自己队伍的布尔塞维克化，都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他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任务没有能够解决。现在，党在解决组织任务提高战斗力之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障自己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性。然而要保障坚定的政治路线，保障党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新的任务，保障真正在实际上能够执行党的路线，就只有实行两个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盲动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去对付主要的右倾危险。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倾”的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如果没有不调和无情的斗争，那就不能够最终的克服陈独秀派和托洛斯基派，不能够完全消灭对于他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的不调和的两个战线的斗争之中，才能够清楚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去解决党的当前新任务。两个战线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
    十九、现在阶段的条件是：危机的深入和阶级矛盾的剧烈已经这样厉害，甚至于个别发动的失败——只要这种发动的确是有群众的——也不能够停止解放运动的生长；党的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准备并且集中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党自然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的方法尽量去发展几百万群众的革命能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之下，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尾巴主义，——党或者个别的党部比较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反而落后；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继续发展表现机会主义式的害怕；抛弃罢工斗争的发动，对于黄色工会领袖的攻击表现得不坚决，以及工会的合法主义——有的时候反而投降黄色领袖，因为他们的要求而停止罢工；对于游击战争，估量不足，在苏维埃区域里赞助富农的要求。
　　二十、可是，因为必须尽量发展游击运动，勇敢领导农民暴动和罢工斗争的关系，所以盲动主义倾向关门主义倾向的危险，也加强起来。这种危险，表现在对于群众作用的估量不足，不估计到广大群众的参加而定出暴动计划，有些时候偏重和农民群众隔离的军阀军队里的兵变，企图形式的机械的实行罢工斗争之中的革命策略，苏维埃区域里经济政策上的“左倾”幼稚病的表现等等。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紧两个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对于党的当前任务的顺利的执行，是主要的危险。
　　三  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
　　二十一、资产阶级地主的联盟没有解决引起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矛盾，他亦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恰恰相反，他使这些矛盾更加深入更加剧烈。这些矛盾现在在扩大的基础之上重复产生起来，他们用历史上不可延缓的力量预先规定着那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涨。虽然已经看得见的新的革命高涨，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的打击之下，亦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亦有暂时沉寂的可能，可是，土地革命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要更加发展，而不可避免的要引导到中国革命的全国高涨。
　　二十二、这种情形使我们现在就要提出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任务的问题。只有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不可避免的观点之上，才能够设想现时斗争的进程，而正确的规定党的现时任务和策略。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和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新的革命高涨的时候，革命仍旧保存着以前的任务：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取消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所有这些任务，就规定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
　　二十三、然而中国革命和普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同，不但因为革命动力的成分，不但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要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去执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任务。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特殊性，还在于：他的胜利就要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因为有许多原因，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同时也就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却在准备着无产阶级独裁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亦就是中国革命经过许多过渡阶段而逐渐澈底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的经济基础。
    二十四、中国的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比较布尔塞维克在一九○五年条件之下所决定的民权独裁，将要有很大的不同。这里的分别，首先就是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现在有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苏联存在，他正在顺利的发展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的情形，可以预料在革命政府之中共产党要占多数。因此，无产阶级不但对于农民能够实现思想上的领导，而且能够实现国家组织上的领导。同时，必须还要注意到：中国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军阀制度实行残酷的斗争，而且要和外国资本家以及中国资本家实行残酷的斗争。中国的民权独裁，将要有澈底没收外国资本以及中国资本企业的必要。将要不能不进行很重要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存在，就是中国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特点。中国革命从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将要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过渡阶段；然而中国革命把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缩短得很多，比俄国一九○五年条件之下所看得出的速度起来，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要快得多。
　　二十五、从中国革命转变的前途上看起来，国际的条件，大致说起来，是很有利的。社会上的前提也是很好的。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和乡村贫农的结合，在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最初几个时期，就已经形成起来。这种情形不能不对于中国革命开展的速度和形式，有相当的影响。而且因为实行反对中国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农民的主要群众，将要受革命进程的推动，而来赞助那些反对外国和中国资本的过渡性质的必要的革命政策。
　　二十六、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亦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中国工业农业的危机，使经济上需要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中国的前面站着一个绝对的问题：或者完全殖民地式的奴隶化，而群众更加破产；或者是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步骤，可以大致的一般的规定出来，这些步骤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实行的，并且能够保障那些造成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这些步骤，在将来实际的斗争上，应当由中国共产党具体的规定出来。
　　这些步骤之中可以有以下的办法：外国资本的工厂企业，银行，新狄加，股份公司，铁路，大的航路，航空事业，汽车交通，首先是属于外国资本的——都收归国有；对于反对工农苏维埃运动而组织反革命斗争的中国资产阶级，为着经济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起见，要他们的企业和资本——收归国有；对于其他的小的企业——实行监督，土地，水利，灌溉事业——收归国有；实行澈底的合作社化，从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的最简单的形式做起，然后，实行集体农场化，完全根据于农民自愿的原则，并且可以得着无产阶级独裁国家的技术上的帮助；建立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去实行继续加强革命的中国的经济命脉。
　　二十七、中国革命在最初的阶段上，当然，还并不剥夺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真正相反，尤其是对于农业，在消灭地主私有土地制度之后，消灭军阀制度高利贷剥削之后，资本主义一定要表现向前生长的趋势。中国革命经济上的非资本主义性，并不在于立刻便会排斥一切社会关系里的资本主义，而在于革命民权独裁制的机关，利用争得的经济地位，将要造成那种前提和优势，去澈底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这两个倾向的斗争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但要由国内的条件来决定，而且要由国外的条件来决定。应当注意到：社会主义是不能够一下子直接实现的。过渡到社会主义要经过许多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长期的过程，分布在许多要澈底执行的具体办法。进到社会主义的各个步骤，应当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应当要使大多数的人民认识这些步骤的必要。这些步骤，应当是经济实际情形里面已经成熟的，应当是经济上完全可以实行的。中国是小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这些过渡办法应当和农民主要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应当估计到各区域社会情形的区别，估计到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和觉悟程度的不同，估计到氏族祠堂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影响的力量；应当记得：我们的任务不是取消，而是改造小农经济。所以规定过渡办法的时候，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应当脱离自己的农民后备军。
　　二十八、提出并且宣传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同时必须指出共产国际的方针：（一）和托洛斯基陈独秀主义的概念；（二）和孙文主义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并不像托洛斯基主义的承认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正是托洛斯基，他在承认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左倾”的空谈之后，暗藏着完全忽视现在发展着的农民群众斗争的特点。对于托洛斯基，这是很大的特点；他对于农民的力量和革命可能估量不足，对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任务和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革命的本身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的形式里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学说，和托洛斯基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空谈，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托洛斯基的这种空谈，不过是一种假面具，用来遮盖孟塞维克托洛斯基主义的“国民会议”的实际口号。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方针亦和孙文主义的乌托邦不同的；孙文主义的乌托邦，幻想用部分的节制资本的办法去避免资本主义的流弊，只要看：孙文把自己计划的实行和中国周围资本主义世界的帮助联系在一起，就已经可以看得出孙文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质。
　　根据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宣部出版的《国际路线》刊印
    注释
　　〔1〕所据版本日期误为七月二十二日，编者考订为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