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满意的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伍豪〔1〕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共同决定的那些议决案。国际执委坚决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能够有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和澈底性，去实行国际执委的议决案，决议以及政治指令之中所包含的政治路线，这样去保证中国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前进。
　　然而，因为在中国革命现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机，国际执委和中国政治局几个同志，这是一方面，立三同志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这是另一方面，这两方面之间，发生了最严重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认为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发展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和政治委员会的那些议决案和决议，所以再来说一说这种不同意见的实质。因为必须明白的了解：——问题不是甚么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见。必须完全明白的了解：——这里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这两条路线是互相反对不能并存的——那就不但有害，而且要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立三同志以及在党的领导机关里面赞助他们个别同志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呢？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的时候，他是从对于当时时机和力量对比的什么样的估量出发的呢？
　　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并不是从对于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的——这种分析，对于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责任。因此，他所做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然而这个方针，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斯基主义亦是这样的。从这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就发生了一种理论，说中国已经有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已经成熟了。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广州，香港，大连——武装暴动，对于长沙，南昌，武汉——用红军进攻，并且提议把蒙古平民共和国实行苏维埃化，加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请蒙古军队开进中国，动员苏联的红军出征满洲，对日本宣战，以至世界大战——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观念。他澈底的发展自己的说法，说一省几省的胜利就是全中国直接暴动的形势；这种观念，并且还有一个明明白白是托洛所基主义的说法来加以补充：就是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立三同志提出的政治路线，就是这样的。这条路线的错误危险和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立三同志没有估计到中国现在革命高涨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发展，程度，觉悟和组织能力，是非常之不同的。没有什么必要来证明：一方面，中国南部的许多地域已经是苏维埃区域，红军正在生长，游击战争正在发展，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正在扩大，别方面，其他地方的农民却只是刚刚开始加入斗争。甚至于在广东的南方，那地方是前次革命过程所开辟过的地域，革命运动也开展得很慢。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正在进行着农民战争，而浙江，四川，安徽，江苏农民战争只是刚刚开始，至于云南，贵州农民战争却还没有开展。
　　中国北部和满洲，我们对于农民的影响非常之薄弱等等。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政权，是因为中国各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事实的本身指示出来：革命运动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区域得到胜利，并且已经胜利，而在其他地方，在国内决定胜负的部分，却是极端的反革命，敢于屠杀的反革命拿着政权。立三同志的说法，以为一省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范围之内已经成熟的革命形势，这种说法把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估量的事实，一下子都推翻了——这些事实是：中国封建军阀的割据，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立三同志的观念，是和国际执委的分析互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完全脱离了一个事实，就是农民运动高涨的速度和规模，赶过了工人运动很多了。自然，工人运动的高涨——并不是空想，而已经是事实。工人斗争已经波及到了最荒远最落后的地方。但是，不能不估计到：工人运动的高涨，一般的讲起来，甚至于在决定胜负的工业中心城市（长江流域的武汉，上海，更不用说广州，香港，大连，哈尔滨等），比农民运动还是落后。甚至于在上海武汉，自发的罢工斗争也还发展得不快，我们的党还没有成为巨大的经济政治罢工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今年上海武汉五月和八月的发动之中，参加的只是先锋队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组织得很弱。我们和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谈话，已经能够发见：党宣传苏维埃的工作非常之薄弱，工人的基本群众之中还没有一种认识，认得清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可是，工人的基本群众之中却有一种情绪，以为红军来把蒋介石的军队打败了，工人方才能够发动。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情形的分析，应当估计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正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心城市，不但在帝国主义武力干涉的直接打击之下，而且帝国主义对于工商业行政的中心城市，有直接和经常的军事政治的控制。用具体的事实来说，就是：当立三同志提议在武汉暴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只有二百党员，赤色工会一百五十会员，而且最近武汉的一切发动指示出无产阶级的组织薄弱和没有准备。而帝国主义呢？据我们所得完全可靠的消息，他们确有等于现代欧洲式的军队十师的力量。上海的形势，也不比这个好些。况且国民党的反革命派，也还有相当的没有散乱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实行武装暴动，那就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精锐，送到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之下去，把准备着将来巨大战争的决定胜负的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以及红军，送给敌人摧残，这可以把我们的运动往后抛掷。
　　武装暴动的方针是定下来的了。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装暴动。然而，不估计具体环境，不分析现在大城市中的力量的对比，而组织暴动，这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盲动主义。——现在力量的优势是在阶级敌人的方面呢。必须用全力动员群众，为着部分要求而斗争，这样去准备群众选择最好的时机来暴动。这是对于阶级敌人的真正进攻。一切企图了解或者解释国际执委的路线是退却的，就算说是暂时退却的路线，自然都是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
　　第四、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清醒的估计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和弱点。要知道苏维埃政府在中国还没有，即便说有，也只在传单里，只是在纸上，而不是实现的政权——已经是暴动起来的群众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的实现政权。苏维埃区域还没有组织好。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团结。甚至于在苏维埃区域里面，土地革命还没有实行到真正解决最重要的任务。不但富农，甚至于小地主却钻到苏维埃里来，钻到新的政权机关里来，钻到红军里来。富农企图偷取土地革命的结果。富农式的口号——按照生产工具分配土地的口号，并没有遇到相当的抵抗，有些地方，提出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有些地方还提出一种口号，说对于五十亩以下的地主高利贷者，仍旧应当还债。这种口号，只有谭平山会提出来，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平均分配土地，这是土地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可是实行了的地方很少。贫农的组织甚至于没有开始。贫民团没有建立。苦力和雇农没有组织工会。苏维埃区域的无产阶级就是很少，也必须组织到工会里去。我们可以说，现在还并没有真正照着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去开始解决这些任务。而不解决这些任务，是不能够建立真正的苏维埃的，是不能够把中农从富农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同他建立强固的联盟的。新的政权机关还没有建立，苏维埃在许多地方还不是选举出来的。苏维埃运动的这些弱点之外，还有些过早的错误的企图，就是要想设立集体农场和国立农场，要想实行有规划的经济，实行专卖，没有军事必要的地方，也去调节经济生活。第一次苏区会议决定土地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对于许多问题根本上就解决得不对。说只有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才实行平均分配——这是不对的。说大农场不应当分割，而应当变成为苏维埃国立农唱—这是不对的。说雇农分得的土地，应当现在就联合成集体农唱—这是不对的。说红军兵士要等全国苏维埃政权都成立之后才能分到土地——这是不对的，非常之不对的。公布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很明显的带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精神。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政纲之中，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有了直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却不去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不去开展和实行自己的正确政纲，不去组织团结革命的根据地，不去联合苏维埃区域，以巩固已得的胜利，以实行真正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以组织后方和引进后备军。立三同志对现在时机这些最重要的根本问题，连提都没有提出。
　　第五、我们不来讲对于革命武力的神奇古怪的过分估量了——立三同志是有这种过份估量的（他说五百万工人，三千万农民，每个城市都有工人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也有五百万人等等）。然而必须指出来：立三同志完全不明白真正的工农红军，有工人干部指挥着的，有强国的党的骨干的，现在还没有。现在红军的成绩是很大，他的生长，他的英勇的功绩，已经引起国际无产阶级的兴奋。然而这个红军还是薄弱的，还是组织得不充分，还没有充分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现在红军的社会成份还是不能满意得很。许多红军之中，旧的军阀军队里的兵士是占多数。富农钻到了红军里来。现在的红军，应当变成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工农的军队。苏维埃，工会和贫农团，应当共同努力，去使红军之中充满了贫农苦力群众，红军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主要的指挥官，要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不能够忘记红军军事技术上的弱点。红军的武装不好，军火很少，炮非常之缺乏等等。这种情形，使占领最大城市，猛攻帝国主义的现代军队，征取最大中心城市——还不是红军所能胜任的。经验已经指示出来：占领长沙和进攻汉口，对于现在的红军，还是力量不够的任务。这种情形是能够变更的，而且一定可以变更的，然而应当计算到现在的事实，应当清醒的估量力量的对比，而定出自己现实的任务。
　　第六、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总方针之中，发生许多其他的错误。说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示威罢工和经济政治的战斗，这种说法，事实上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机会主义的消极。最近，党对于经济战斗的注意力削弱了。党看轻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赤色工会的工作，黄色工会内部革命派的工作，也消弱了。真正群众的真正斗争，被全国范围之内到处去“自动”开群众大会的政策代替了。不去真正组织和准备阶级的政治罢工，而在四月里号召四次总同盟政治罢工，五月里号召五次总同盟政治罢工，并且没有相当的组织和准备。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合并，赤色工会也专去准备暴动了；这些，自然使党和工会的工作散乱起来。这样，仿佛革命的时候，党，青年团，工会的单独组织都不需要了，仿佛革命要从取消青年团，工会和党来开始。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遮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这是立三同志的一条政治路线。国际执委认为这条路线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所以指斥而纠正了他。这条路线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极危险的冒险。这条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路线互相对立的。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共同定出的路线之中，认为现在整个环境所要求立刻实行的主要实际任务是：
    （一）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衣红军，即使最初这种红军只有四万五千到五万人；他的社会成份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着，要有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这种红军，要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应当有巩固的物质基础在一个或者几个苏维埃区域之中；这些区域就应当是革命的根据地域。解决这个任务，现在是不能够丝毫迟缓的了。党内最好的力量，应当集中起来立刻解决这个任务。
　　（二）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共产党员占多数而吸引最好的非党工农兵士参加。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而依据着红军。苏维埃政府规定并且公布自己的政纲，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政纲，开始实行自己的政纲，用事实表现给劳动群众看：苏维埃政权能够去掉帝国主义和地主而创造新的生活。实行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极端的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建立新的国家机关，勇敢的推选工农来参加，建立群众的组织（工会，贫农会等等），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些，都应当能够团结苏维埃区域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
　　（三）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苏维埃区域之中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组织群众。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并且在这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组织群众。中国共产党应当明白：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不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忽视工人的日常需要和要求，忽视农民的日常需要和要求，这在客观上是帮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没有相当的前提而玩弄武装暴动的口号，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群众也是很少帮助的，不去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而玩弄政治罢工的口号，也是一样的。说工人只要暴动不要别的，这种理论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即使他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也不会成为革命的理论。必须动员群众去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增加工资的问题——正当现在银钱跌价，物价腾贵，资本进攻来减少工资的时候；工作时间的问题——正当现在苏维埃区域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之后；社会立法的问题——正当苏维埃实行这些立法之后；失业津贴的问题——正当现在失业增加的时候，还有劳动条件，工人待遇以及一切关于工人的问题——都可以并且应当成为斗争的出发点。现在工人武装队的问题，当工人群众看见红军正在生长的时候，自然和以前更不同了。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赤色工会的扩充会员，共产党的征收党员，可以并且应当比以前不同的去进行，因为苏维埃的胜利，以及一般政治经济环境，都提高了工人的斗争情绪。同时，必须开展暂时还不是苏维埃区域的乡村之中的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像一个箍的一样的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组织军阀军队里的我们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去捣乱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去动摇国民党的改权。只有这样，才能够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动，用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占领这些城市。每一个罢工都是组织群众和准备暴动的一步。每一个罢工都是对于苏维埃区域现实的帮助。建设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政府，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是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主要的枢纽，要抓紧着去干。
　　并且，国际执委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者不但可以，甚至于必须应付手段。我们预先警告过中国共产党，说明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居的幻想，是有害的，危险的。但是，同时必须尽我们的能力，去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去削弱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联盟，去避免我们巩固以前的决定胜负的冲突，去推迟和帝国主义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同时，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十倍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动员和宣传工农群众，领导农民来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全国性质的任务。
　　这就是国际执委路线的主要点，这个路线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完全同意的规定出来的。
　　只有那种完全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没有丝毫相同地方的人，才会解释这种路线是退却的路线。中国共产党执行这种路线，不是退却，恰好相反，正是进攻呢。任务并没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体现实的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暴动的方针是定出来的了。应当用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和澈底性，列宁主义的顽强性，去准备组织暴动。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不用“左倾”的空谈暴动，而要切实的努力工作，以准备组织暴动。不能有消极的状态，而要有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群众工作。不应当提出力量不够的任务，而要努力去实行革命的最重要的现实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满意的接到通知，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已经接受这个路线，而纠正了立三同志的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希望全党都能够接受国际的路线。国际执委期望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中国队伍，澈底实行国际执委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国际执委完全赞成远东局的反对立三同志的方针和提议。国际执委以前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指示，完全是继续有效的。国际执委特别注意：必须坚决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然而，必须对于所有积极的党员，完全明白的，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质，解释立三同志的方针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
　　这尤其是有必要的原故，是因为立三同志的发言之中，有最危险的精神。立三同志竟用了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所用过而已经被打碎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说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不能不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
　　国际执委深刻的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抵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一致的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根据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宣部出版的《国际路线》刊印
    注释
　　〔1〕即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