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在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案发表之后，右派小组织以罗章龙为领袖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并且公开的发表反党的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特成立下列决定：
　　（一）这一反党的小册子，是右派小组织反党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罗章龙所主持的（便是与他同道者徐锡根同志也不能否认这是章龙编印的）。章龙在这小册子上，学尽取消派反党反国际的口吻：第一，他是公开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所以他说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表〔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而继续“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成立临时中央，主持紧急会议”。但是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指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并且罗章龙所继续号召的紧急会议与主张成立临时中央，更是露骨的分裂党的第二党的主张。第二，这样，他便更进一步的反对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国际代表。但是国际代表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来指导中国党的，所以反国际代表实际上即是反国际——这是陈独秀以及共产主义“左”右叛徒所用惯的把戏。第三，他更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说四中全会是国际代表某某领导；这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因为除掉便利于敌人的巡捕房警察局外，再没有其他意义。第四，他说“立三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这一估量的根本思想是在本年一月一日他所起草的全总党团决议案上。这一决议上说：“立三主义是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是破坏了工会与其他群众的组织，是破坏了红军，是破坏了中国革命”。这种不正确的估量，正是暴露他自己对于革命的失望，其目的是要得出取消派的结论。根据这种估量来借口反对整个领导，用意是在破坏我们的党。因此他说“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恶骂中央“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所以他主张“立即停止中央行使职权”，“根本改造政治局”（即是全部撤换）。这与取消派的估量和要求完全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党从革命斗争紧张战线上拉到右派的退却路线上来。最后，他自然就暴露了他一贯的反六次大会的立场，他认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右派布哈林领导之下采取了调和立场的；其实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绝对正确的，不仅布哈林的右倾路线没有在那时暴露，便是布哈林演说中的个别错误也没有为大会所接受，怎能说到是调和立场？这样，就更加证明他的右派纲领与取消派一般无二。根据这四点，已足以证明罗章龙的思想和行动，他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人了。
　　（二）这一反革命小册子的印行，完全是罗章龙把持全总党团机关用以进行其反党的右派的小组织之最具体的产物。同样，在一月以后，罗章龙主持的全总党团，除掉成立一月一日的右倾决议案外，并在一月十七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国际；在组织上派遣被他煽动的同志到各省（如满洲，顺直，山东，广东等省）在〔去〕进行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最后他还抵抗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日决议的执行，丝毫不改变他的反党行动，而且还鼓动全总党团同志拒绝移交全总党团的工作。这一切，都表示他没有丝毫诚意来在全总党团执行国际路线，而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
　　（三）罗章龙这种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他远在六次大会前陈独秀时代和两湖秋收暴动时候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六次大会上，他并没有承认任何他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提出了不要任何旧的中央委员当选新中央委员的主张，当时是遭了国际代表与最大多数到会代表反对的。六次大会后，他对于六次大会路线的执行是机会主义的消极，在全总的工作可以做为证明，而且有些政治问题，是常常暴露他的右倾观点的，如对六次大会后至去年六月以前的中央路线是否正确不回答，对那时期党的进步不回答，认目前中国革命运动还不是高潮时期。他一直在四中全会上，四中全会后还是如此坚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他领导了少数同志，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国际路线，并声明退席。会后，他又在四中全会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上举手反对四中全会决议案，所以他结果便拥护与取消派一类而已被开除的王仲一（他公开说他自六次大会以来反对中央一贯的路线）来参加紧急会议。在国际来信前党内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罗章龙是一贯的采取消极态度。国际来信后他便由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站在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党反对国际了。尤其是他所进行的右派小组织，欺骗一些同志到环境不容许而对党秘密的地方去开会，便利敌人以破获我们的机会，这是要罗章龙负主要责任的。
　　（五）〔1〕根据以上这一切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之反革命的行动，罗章龙是一刻不能停在党内与无产阶级队伍中了。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
　　（六）中央政治局特要求全党同志在深刻的认识罗章龙这一反党的行动中，必须坚决的与罗章龙右派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完全与他分开，并且与他完全隔离起来。中央政治局更号召被罗章龙右派小丝织所欺骗所蒙蔽的同志，应立即醒悟与澈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并且要向全党公开这一右派小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经过与罪恶。
　　（七）这一决议一直发到支部中去，使全党了解开除罗章龙，将是全党在反立三主义反调和主义的热烈斗争中解除右派武装的开始，将领导全党拥护四中全会执行国际路线更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执行坚决的转变，而加速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
　　一九三一·一·二七中央政治局通过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附：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一九三一年一月）〔2〕
　　为澈底肃清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
　　正当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时期中，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是愈加重了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幸，在这个时候党的中央立三路线发生了根本原则上的完全离开马克斯列宁主义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
　　全党同志为端正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坚决与非无产阶级的立三路线及其拥护者作无情的斗争。在这个长时期斗争的经过中，是已遭受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顽强的抵抗，并遭受了他们的种种无耻的欺骗和诬蔑。在紧急会议被破坏四中全会举行之后，立三路线中央的背叛阶级利益的罪恶是愈加彰著了，全党同志为国际正确路线而斗争也就是为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责任是更加严重！
　　因此，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今天应该有一种严重的责任，为肃清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勇敢坚决为着国际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一）反马克斯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
　　中央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斯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立三路线统治着全党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结果，使党与革命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这证明中央的立三路线的领导现在是完全破产了（至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历史根源及其对于党与中国革命的恶果，参看另发之材料，此处不重述）。
　　（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加危险
　　中央立三错误路线曾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斥和党内同志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央始则用顽强的态度敌视共产国际的意见，用家长制度惩办手段压迫党内同志的自我批评。后来国际一九三O年七月间中国问题决议案等来到中国之后，中央召集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中央更狡狯地模糊混淆着两条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国际正确路线与中央立三错误路线），硬说过去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同时否认立三路线的存在，对于全盘皆错的六月十一日中央决议还认为是正确的，又在三中全会根据立三路线补选新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因此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过去立三路线还更危险的东西。
　　（三）三中全会后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继续执行立三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三中全会闭幕后共产国际最后寄来一封长信，当时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斗争在全党已经到处普遍起来。中央—方面是用压迫手段阻挠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另一方面是用挑拨离间的造谣诬蔑对付一般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分子，但是结果都归无效。中央受着党员群众的威迫不得不从事修正三中全会决议，做出更无耻的几次补充决议。中央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说“三中全会路线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禁止讨论立三路线并限制国际来信及二十五日决议只可达到地方党部。在九号补充决议〔3〕仍然掩饰调和主义的更大危险性。在九十六号通告仍然是一贯的调和主义，只是表面上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纸上接受国际正确路线，在消极的承认中央政治局的错误的时候根本抹杀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实际任务，取消了国际来信所指示的各项迫切任务的主要内容（如苏维埃任务、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同时对于立三路线来源只是片面的认识（认为是盲动主义的残余），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对于党与革命的损害估量得非常不够与模糊，尤其错误的是认为反立三路线便包含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右倾观念，松懈了对于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的攻击。至于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央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的统治，中央在这期间是自觉的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没有丝毫诚意的接受国际路线。
　　（四）紧急会议是执行国际路线建立党的正确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
　　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调和路线更使党的危机加深，革命受着更大的损害，这证明中央已无领导革命的能力并缺乏对于阶级的忠诚（四中全会政治局报告公开承认中央自觉的反抗国际），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一般党员群众的呼声不是要修改三中全会决议，而是要根本废除他，废除历次补充决议，一致向国际代表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行使职权，由国际领导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组织临时中央机关，召集党的紧急会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紧急会议的要求是围绕着广大的党员群众，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是要求改变党的错误的领导使回复到正确的路线。一般对于紧急会议的建议如下：
　　（1）紧急会议列席成份必须以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党的干部与群众组织中的干部同志为主要成份。
　　（2）澈底接受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
　　（3）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
　　（4）正确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澈底予以肃清。
　　（5）根据国际七月决议及最近来信，汇合全党各方面工作经验，郑重规定党的总任务，党的组织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等决议案（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意见，散见反立三路线各文件中，不久将另整理整个意见提出）。
　　（6）根本改造政治局。
　　（7）确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与七次大会密切有关的即目前急须恢复党内民主，进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发表反立三路线的决议与文件等）。
　　（8）执行铁的纪律，处罚有系统的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中央主要负责分子。
　　（五）为紧急会议而斗争
　　围绕在紧急会议周围的是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最坚决的广大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下层组织与在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工作同志，他们是不约而同的起来作无情的斗争，就现在所知道的一部分说，已经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南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法南沪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中央在党员群众威迫之下，知道简单的高压政策决不足以继续经〔维〕持其错误的领导，这样便采用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手段，用欺骗的方式向党员群众假装着接受紧急会议的要求，以和缓同志们的反抗，例如中央向全总表示决定召集紧急会议并书面通知全总党团负责人起草紧急会议职工运动决议案，忠发在中央工作会议全国济总党团及苏准会工作同志报告中央已正式决定召集紧急会议（会议的成分规定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参加者不超过四分之一等等），秋白恩来到闸北区到沪中区做报告时均详示服从区委同志决议，赞成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屡次向全总负责人员表示均言全总党团决议的正确并声明政治上组织上保障其胜利，同时却在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这一切都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另方面证明紧急会议的召集是急不容缓之举了。
　　（六）立三路线派及投降分子破坏紧急会议
　　立三路线派是极端仇视紧急会议的，因为他们知道紧急会议必然是要葬埋立三主义及其统治的，同时还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样犯有立三主义错误的陈绍虞〔4〕等自然是怀着同样的恐慌，因为陈绍虞等过去是站在“左”倾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时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线的总策略的（即布置全国暴动总同盟罢工等），他们是用“左”倾的口头禅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而说六月十一日的估量为过低的，他们在三中全会后是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认为立三主义只剩有“残余”，只要中央承认错误“可以避免争论”（引文见陈绍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因此在紧急会议运动迅速发展之中他们是用种种不正确的宣传破坏紧急会议的工作，他们说“立三主义已不存在”，“反立三主义的理论争斗应该停止”，“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实现”，“中央省委已承认错误同志便不应该再谈改造党的组织”，“紧急会议是‘左’倾分子的活动”。这些便是证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等是时时在企图破坏反立三路线的运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的领导，并且他们这种企图是受着国际代表米夫不正确的指使，米夫是公开地向着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用派别的观点估量反立三路线的整个运动，命令他们离开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服从陈绍虞等领导（自然上述各党团负责人是当面拒绝并指斥了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便暗中布置合于旧中央及陈绍虞小组织派别的目的的四中全会，以代替党员群众需要的紧急会议。
　　（七）四中全会的经过
　　四中全会的召集，原则上与党员群众们所提议的紧急会议完全两样。第一，参加会议的成份是由中央政治局自由指定的，主要的分子是中央政治局本身，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罗迈〔5〕贺昌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长江北方南方各局的书记，这些都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占列席总人数的多数。第二，四中会议的举行，上述诸分子之外，中央对其他被召列席的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及群众的干部同志是全守秘密的，他们在赴会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及会议内容的，因此引起各列席的群众中干部同志的愤怒与严重质问，并一致声明保留其对于紧急会议的意见。第三，会议与讨论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全部会议以时间规定仅仅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得十五分钟，因此有些同志因时间限制连第一次发言都没有允许，这完全表现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
　　（八）四中全会是没有解决党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并且保证立三派的继续领导
　　四中全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中，拒绝同志们提议在肃清立三路线实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讨论党的总任务及诸项重要工作问题，这些不可再迟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被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始终忽略，认为不足轻重的和不需要的。第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明明是用调和主义的观点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但是四中全会不敢明白指出，反说“二十五日决议又向国际路线走了一步”（紧急通告已宣布废除三中全会及二十五日决议，四中全会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第二，及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站在离开领导的立场，只是消极的承认错误，忘却了目前党的迫切的紧急实际任务，同时在分析立三主义来源上，在指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等等地方，都犯着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理由可参阅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对紧急通告的决议）。这些错误都是从调和主义来的，但是四中全会对于九十六号通告却认为完全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是正确的。第四，正因为上述这些原故，所以四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及组织路线实际上是赞助的，在决议案中虽然表示过要取消三中全会的补选，但结果三中全会的补选除贺昌罗迈之外其余多数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分子更加了一重保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公开拥护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把最高指导机关的中央解释成为教育错误同志，试验那些几年以来从陈独秀到现在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地方，因此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第五，在会场上很明显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从属的上层机关调和主义分子的主张是一方面，坚决反立从路线的中央委员及下层群众干部尤其工人干部分子的意见是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中央是有计划的指定列席成份造成自己的多数，实际取消全场的民主，垄断选举，并加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如“反国际”“右倾”“取消派”“暗探”“小组织倾向”“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等等）。
　　（九）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召集紧急会议
　　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这里更明显的是组织上的立三主义一贯组织路线（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变本加厉的继续发展，虽然表面上引进了一部分工人同志，但实质上仍继续着小资产阶级书生的领导（如周恩来陈绍虞等）。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如九十七号通告充满了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精神），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之下立即推翻他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重派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产出的调和主义的中央的领导，反对他们召集和包办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十）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
　　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虞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恐胁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这种说法正如李立三及其党徒在三中全会时对于当时反对三中全会同志的诬蔑同一口吻。我们知道当时国际代表领导三中全会犯有错误，他曾经反对“把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又说“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引语见远东局代表致三中全会的信）。我们是曾经反抗过这种错误的，并且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这种反抗正是为忠实国际路线而斗争。这次米夫领导的四中全会是本其在六次大会时附和右派布哈林调和主义的立场及其私人派别的成见，完全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复着做出严重错误，显然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只有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才能使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障碍彻底铲除。
　　（十一）号召全国团的同志为反四中全会召集紧急会议而斗争
　　立三主义取消了团的组织，是青年运动的极大障碍，立三主义在即里面还有很深厚的基础，团的中央是顺从着党的中关系统地做着错误。因此在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运动中，党的同志必须领导团的同志，赞助团的同志在少共国际正确指导之下，从下而上的召集紧急会议，实行向团中央的立三主义调和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解决团的路线问题与组织问题。
　　（十二）反对斗争中的不正确倾向
　　我们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实际工作上坚决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到底，并且要时时注意站稳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坚决的正确的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奋斗，尤其是反对党内最主要的右倾危险，反对托陈取消派分子乘机混进党内活动的阴谋，反对李立三及陈绍虞等小组织的活动，并且要在不断的以正确的澈底的自我批评来检查立三路线长期统治之下全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所犯的一切错误，同时要在加紧实际工作中去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以完成国际路线所指示给我们的迫切任务。
　　根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
　　会报告大纲》单行本刊印
    注释
　　〔1〕原件顺序号少“四”。
　　〔2〕原件无时间，此是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3〕指一九三O年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决议。
　　〔4〕陈绍虞，即陈绍禹。
　　〔5〕罗迈，即李维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