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关于苏区与红军工作的具体指示

苏区各中央局各省委特委及红军各负责同志：
　　目前国际形势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突飞猛进的农展，五年计划中的三年成绩，已足够证明五年计划四年必能完成，且现在又已开始计划四年完成后的新的建设，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却日益严重，反动统治的一切挽救方法都归无效。在有些国家中革命危机的前提已逐渐成熟，德国，法国，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的工人罢工已是大规模的在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继续的高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与其对于世界大战的准备日见尖锐，尤其是对于进攻苏联战争的准备及对于世界革命运动的压迫，也就更加紧张。在这样基础影响下的目前中国事变，也走到了新的一步：一方面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的高涨，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人斗争，日益向着重要产业，带着严重的政治性与显明的进攻性质，农民斗争已发展到关外辽河流域，军阀军队的士兵的哗变日益加多，他们革命化的过程，也日益加速，贫民小贩反捐税的斗争与群众的反帝运动日益走向激烈化，自然这里最尖锐的还是全国工农红军最近得到新的空前的伟大胜利，苏维埃区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另一方面反动统治在革命运动向前进一步高涨，“围剿”红军继续失败，国内经济危机加深，国民会议完全破产的形势之下，更加深了他们的内部矛盾与其日趋崩溃的过程，最明显的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已公开的分裂为南京与广州两个对立的政府。革命是向前迈进，造成革命的先决条件已逐渐在全国成熟，而湘鄂赣等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条件，因着红军苏区的直接推动，便更加成熟起来。但一切革命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尤其党在非苏区对于革命斗争的领导，还表现得极其薄弱。正因为这样反动统治也就能利用这一空隙加紧他们中间军阀战争的准备，与寻求新的进攻革命与红军的方法，以挽救他们的末运。广东反革命政府的成立，主要的便是以“讨共不力”责骂蒋介石，而自己企图争取“讨共”的领导，团结一切反革命力量，以向帝国主义献媚。如果我们红军苏维埃区域，尤其是江西的红军苏区乘着这次胜利，更加向前发展与巩固，或更发展到中心城市，则南京与广东间的军阀战争必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他们也正向着这一方面进行。这因为江西红军正继续得着胜利，反革命军队不断的溃败下来，他们必然的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对付我们，主要的火力是向着江西一三集团军与中央苏区。蒋介石决定调动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五六师入江西，并且亲自去指挥。广东政府也声明对于南京政府的“讨共”军队是赞助的。帝国主义的报纸公开的教训南京广东两政府，不要因小忿而误“讨共”大计。上海商人更四处拍电哀求宁粤双方保持内部团结来一致“讨共”。这一切反革命内部团结的企图，愈加显明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势，无疑的是进一步的尖锐。自然，反革命对于进攻革命的一致与团结，决不会减少了他们自己中间的矛盾，相反的，要更加暴露了他们中间的矛盾，而无法解决。
　　因此，现在落在我们肩上的中心任务，是要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来冲破敌人新的第三次“围剿”。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能抓紧目前红军的胜利与革命的发展，要利用反动统治中间的分裂与准备他们自己中间的军阀战争的弱点，要针对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坚决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则我们必能实现目前阶段中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区，成为这几省有力的根据地，并建立起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争取这几省尤其是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这样将更兴奋了全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将更巩固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
　　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根据五月七〔九〕日中央政治局决议案尤其是最近中央给各地党部的训令，单独的给苏区党部与中国红军以下列的更具体的指示：
　　一、国际屡次指示中国党在苏维埃区域必须建立起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亦屡次指示中央苏区要定期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要其他苏区选派代表到中央苏区去，各苏区党部对于这一任务的执行却非常迟缓，直到现在各地代表大会还多未开成。现在在苏区两次冲破敌人“围剿”与反动统治更加分崩离析而国民会议又完全破产的形势之下，革命群众更迫切的需要这一全国集中领导的政权机关，来保证实现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纲，来集中红军的领导，来对抗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来影响和兴奋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及全世界的革命群众，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关于苏大会的代表，有些地方已经选出（如湘鄂西，赣东北，闽西等处），假使鄂豫皖，湘鄂西甚至赣东北苏区代表不能如期赶到中央区，则只要闽粤赣，赣南，赣西，湘东南，湘鄂赣等苏区代表多数到达，苏大会即应在中央苏区指定的地点开幕。在大会上，党应经过党团的活动，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宪法，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等法令，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等草案完全通过，并立即公布施行。中央临时政府的人选，党要多提苏区的工人贫农雇农的领袖当选。党在大会上应提出关于拥护和援助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和解放的运动的议决案，以对抗反革命国民会议席上所拥护的国民党对于蒙藏回民族的“藩属政策”。其他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会，尤其是鄂豫皖，湘鄂西的代表会，也要在八一以前开成，同样要通过上述各项决议法令的草案，并成立或改选当地的苏区政府。这一苏大会的召集，在苏区必须与各地的苏维埃改选运动联系起来，尤其要先有下级苏维埃的改选与真正群众选出来的代表，然后这一中央临时政权与各区政权的建立，才是真正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政权建立后，必须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政府的各部各委的工作，必须使他们练习自己管理政权而密切群众与政府机关的联系。过去在地方苏维埃中，党包办政府工作或代替政权作用的现象，必须消灭，苏维埃政府成为官僚主义机关的现象，必须根本肃清，必须清洗富农及腐化分子于政权机关之外。党应经过工会贫农团的活动吸引中农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党在政府中应组织有力的党团，并派遣党内有威信而得力的干部到政府中工作，以改正过去将不得力而有问题的党员派到政府中去的错误。在各地苏大会前，各苏区党部应依照中央三月和五月的指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和准备各地苏大会的工作，并计议如何加紧进行革命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非苏区派赴苏区参加苏大会的工农代表，不管他们到的早晚，都应招待他们去参观苏区一切设施与群众组织，引导他们去参观红军作战并慰劳红军，以加强苏区与非苏区群众的团结力量，并影响非苏区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热烈拥护。
　　二、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等政纲法令，苏区党部及工农红军必须做到全部的实施，一切国际，四中会会及中央的决议和指示，都应成为苏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主要根据。这次各苏区红军胜利的大小是与各苏区执行国际路线的程度如何成正比例的。江西苏区因为能执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坚决的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尤其是在红军中肃清了大批的富农与动摇分子，于是有这次空前的胜利，敌军被打败的有五六师人，公秉藩只身逃出，胡祖玉受重伤身死，我们缴得敌人的枪械，当不下一万枝。吉安被红军攻下，敌军主力已溃退到樟树抚州之线，闽北的刘和鼎也被第三集团军指挥的游击队战败。鄂豫皖因为能组织“跑反”群众，发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于是有京汉路上和皖西方面的胜利，岳维竣〔峻〕，袁英，赵观涛，夏斗寅，吉鸿昌，萧之楚，岳盛宣的队伍继续失败，岳维竣〔竣〕且被俘虏。湘鄂西因为能反对第二集团军的逃跑主义与组织群众的游击战争，于是能以极少数的武装在敌人大部队的包围之中支持着洪湖根据地而向外发展。其他各苏区如闽西，赣东北也都在开始执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与进行反社会民主党反改组派等等的斗争，于是已失的苏区正逐渐的恢复起来。只有完全脱离群众继续立三路线的红军，过去如第七军，现在如第二集团军才在白军的长追和堵截的战略之下，继续受着挫折，过着那兜圈子式的生活。各苏区党部及各地红军必须认识这些教训，必须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关于土地问题，必须执行澈底的重新平分一切土地的办法，使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果实，雇农兵士亦分得土地，而抑制富农的发展。分配的办法，可依照土地法令草案及中央指示的标准执行，但最主要的还应在群众大会上依照群众所提出而最有利于贫农中农的具体办法去解决。过去各苏区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一切人的非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富农路线的观点，必须根本肃清。地主残余所分得的土地必须无条件的没收，即使他不参加反革命活动，也只能派他做苦工，而不能分配他以上地，使地主残余复活。富农原有的土地，或分得较好的田地，必须没收，只有在他愿意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可分配他一份坏的耕地。在现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方面应执行重新分配土地的任务，另一方面便应进行广大的耕种运动，苏维埃政府应组织耕具经理处，分配给贫农雇农以没收来的农具和耕牛，或制造新的农具租给他们，同时，反对荒废田地不愿耕种的懒惰倾向和失败情绪。苏维埃政府应奖励贫农中农的加增生产，应帮助他们组织合作社，能使剩余的谷子卖得出去，而买得贱价的日用品回来。在这里，各苏区关于苏区与非苏区的经济流通，必须以极大的力量注意。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对于苏区的封锁固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终无法禁止群众自动的来往与中小商人的投机经营。苏维埃政府只要能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的限制下给中小商人以营利的机会，他们没有不竭力经营的。现在一般的苏区，都还是自己封锁自己的居多，比如信江流域的船户，便因为我们对他的政策错误，反而仇视我们，并非敌人的封锁真能截断苏区与非苏区的一切来往，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必须节省，许多苏区政府的开支（如湘鄂西，赣东北等）非常浩大，这必须从清洗机关的富农分子与官僚主义入手，提倡节约运动，并须规定预算和审核决算，红军的开支，也须有一定的预算。关于税收必须使富农与商人担负起来，工人与贫农雇农绝对不应纳税，一亩田便抽税的富农政策必须根本取消。临时征发，更应由商人及富农担负，但已经举行税收的地方，这种征发，便应尽量减少。因为政府开支不能节约，且又无经常税收，根据地还没能巩固起来向外发展，于是便发生滥发纸币的毛病，这在鄂西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于上述的“节流开源”的办法外，必须将这一困难的解决与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联系起来，才能得着正确出路。比如鄂东大阳的苏区，不仅没有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来抵抗敌人进攻，来巩固这一地区而向外发展，反而领导着四十万（？）“跑反”群众，东奔西窜以发展失败情绪，于是一切都困难了。
　　关于劳动法令现在许多苏区都没执行，甚至工会还没有普遍组织，工人罢工还须先得苏维埃政府许可，工人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中工人成份的领导还异常稀少……这一切都表示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力量还异常薄弱，无产阶级所应得的利益完全在苏区富农路线的领导下葬送了。党必须在这方面执行澈底的转变，要使无产阶级组织力量与其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能伴着目前红军的胜利而更加强大起来，这是巩固苏区向前发展的基本任务。雇农工会的组织，要取消已经分配了土地的雇农不能加入的错误规定，要使他在乡村中普遍的组织起来。贫农团组织应如三月的中央指示，使他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他开始的发展应经过党所领导的雇农工会小组青年团等等组织去团结贫农中农积极分子，首先是政府中的贫农分子来起基本的作用，而逐渐发展到全体贫农中去，贫农团是反富农的斗争组织，但决不是排斥中农的，他应该吸引中农在他的周围，推荐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到政府中工作，吸引他们参加各种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群众组织以巩固对他们的联盟。这些群众组织，如反帝同盟，合作社，识字运动委员会等等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极宽泛的发展起来，必须与反富农的斗争联系起来。
　　三、蒋介石在过去半年“围剿”红军的过程中，曾极力企图以造谣中伤红军的指挥干部（如造谣彭黄倒戈）来捣乱红军，但结果在AB团反革命阴谋暴露之后，便完全失败了。现在蒋介石更企图在他的新的“围剿”计划中进行收买红军，他的办法是准备给红军干部以比在红军中更高的位置，给以优裕的给养，给以远离苏区的防地来引诱，但不给他补充枪械。蒋介石这种企图，我们可断言还是要遭受失败的。因为当着中国红军的成分是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富农的，当着红军的干部主要的是工人的，当着党的领导在红军中经过政治委员，经过政治部与党的支部的工作而日益加强，当着红军的纪律成为自觉的一致和坚固，当着红军的指挥更加集中和巩固起来的时候，红军将要如国际所要求的铁军一般，围绕着广大的群众而成为着巩固的阶级军队，则蒋介石以军阀制度下的雇佣军队来看红军，自然要碰到他的失败了。因此，目前红军的改造与巩固，也就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尤其是在红军主力军瓦解了敌人将近两万的队伍以后，更需要在扩大中来加强他的领导与战斗力。现在各地红军必须依照新的编制改编，中央苏区依照新的编制番号，除一二军外，还可从第八军编起。扩充与改造红军的成份，主要的应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中选拔，部分的亦要挑选从敌人方面俘虏过来的士兵编人到有基础的部队中去，利用他们作战与使用武器的经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不管从工农群众选拔，或是从俘虏中改编，都必须做很广大的拥护与加入红军运动，鼓动起他们自愿的勇气来加入红军。红军干部学校，应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几个中心苏区加紧举办，并扩大他的名额，要多选工人贫农中的干部来受训练。红军的军事训练，也要注意到堡垒战街市战的演习，这是与红军苏区更进一步的发展有极大关系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必须依照去年十二月中央给红军的第一次训令所指的去做。党的发展要成为保证红军巩固的基本动力，党员的行动，要成为一切红色战士的模范。在目前长期作战期中，红军与地方武装组织的关系，要非常密切，要经过地方武装组织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围绕在红军周围，这是最切要的任务。
　　四、反革命目前对于进攻红军的布置，主力是向着江西中央苏区，蒋介石调入江西的部队，有罗卓英，陈诚，李云杰，赵观涛，蒋鼎文，顾祝同六师人，蒋蔡两师还留在赣州抵御；同时对于鄂豫皖的红军增加了梁冠英的部队到皖西。因此，冲破敌人新的“围剿”的战略，除去中央前两次训令所指示的还完全有效外，中央更特别着重指出：一三集团军及第四军取得胜利的主要根据是在能配合群众行动。敌人的战略是企图将红军驱逐出根据地以外，而实行“长追”和“堵截”，是要将他们自己的士兵与群众隔离起来，是在利用反革命的阶级力量与民团武装对红军施行骚扰，最近蒋介石更命令江西敌军以全力击破红军的要害。但敌人王金钰罗卓英援军的失败，已给了我们很好的说明，只要我们能发动广大群众与红军主力军配合，占着敌我力量对比的优势，则我们必能支持内心作战而冲破敌人一方，实现各个击破敌人的计划，目前红军主力军的行动方针，应是巩固的向前发展。我们要反对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脱离群众的冒进政策，但同时我们要使苏维埃根据地在红军胜利与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在这时，诱敌深入与击破敌人一方的策略是应互相为用的，中心要放在运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术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上头。目前在江西，更应利用红军空前胜利的优势，不等敌人新的增援力量集中完毕，便要给他以迎头痛击，或侧面骚扰，使敌人在阵线上不能“稳住脚跟”。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区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甚至带着广大群众去“跑反”，这恰恰给敌人以“长追”“堵截”“会剿”的极好机会。在这里，我们必须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去对付敌人的烧杀，以群众的游击战争去阻碍和袭击敌人大部队的前进，以广大群众的威力去围困敌人大部队驻防的城镇，这样，抽调出红军的主力，避开敌人进攻与追击的主要方向，而自己处在主动地位，来给敌人以不及预料的反攻――这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付民团的骚扰，是应放在每一红军的作战计划中的，但主要的方法，还是组织广大群众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游击队与加紧苏区周围的群众工作，同时，还应进行破坏他们的组织与分化他们所欺骗的群众。敌人惧怕的是他们的士兵与群众接近，我们的红军与一切群众组织正应利用敌人这一根本弱点，组织士兵运动的模范队乃至武装宣传队，从政治上来根本瓦解敌人的部队，而夺取士兵群众到我们方面来。
　　目前红军苏区的农展方向，应以造成湘鄂赣整片的苏区为目的，同时巩固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向外发展。江西红军主力军即在乘胜直追的形势下也还不应冒进南昌，而应造成全省农民暴动与红军包围南昌的形势。红军主力军与中央苏区应首先巩固已经占领的区域，广大的发动和组织这些区域的农民群众的自卫力量，同时，加紧发动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周围的农民骚动与游击战争，这样先使现在的中央苏区与赣西及湘鄂赣边的苏区打成一片，将赣南及闽粤赣的后方根据地巩固起来，并与赣东北的苏区发生密切的联系。鄂豫皖及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发展应时时与中央苏区的行动呼应，鄂豫皖苏区在可能的条件下应打通黄麻与黄广苏区的联系，发动这些区域的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以威胁长江沿岸；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应保持着大江左右的宽广的游击，来骚扰武汉的上游。这样巩固的发展便更加能推动着湘鄂赣三省尤其是江西革命首先胜利的来到。
　　五、中央在每次的训令与指示中都着重的提到瓦解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与夺取士兵群众工作的重要，但苏区非苏区对于实现这一任务的成绩，却非常微弱，尤其是苏区党部对于这一工作常表现忽视或认为困难而不去进行（特别是对于进攻苏区的地方军队），这简直是不可允许的错误。再没有比目前形势好的了，红军的屡次胜利与军阀混战的酝酿，使敌人军队的士兵动摇到极度，我们必须加紧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各苏区党部与红军必须派得力的工农兵士干部到敌人军队中去工作，即使不能在前方入伍也要采用其他的方法接近士兵，或者投到敌人后方的部队中去。在敌人的部队中，我们要进行士兵支部的组织，与发动他列的日常斗争，要抓住士兵的一切不满，发动士兵反抗官长的情绪，以增加他们斗争的勇气，我们要领导自发的兵变，特别有利的是在与红军作战的前线上。苏区党部必须在敌人士兵中进行广大的宣传，要在他们中间散布宣传品与士兵小报。党要领导青年团，工会，贫农团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加紧进行对于敌人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尤其是在进攻红军的前线，赤白军的兵士联欢，工农兵的联欢，农民家庭中的招待，敌人军队经过地区的标语传单，特别是苦力挑夫对士兵群众的直接宣传，都应想尽方法去做。我们应认清：红军目前的胜利还多是靠力量的对比来决战，还缺少敌人大队伍的士兵自动的瓦解到红军方面来，以崩溃敌人的战线。这不是客观条件的不成熟，而是我们主观工作太缺乏所致，去年长沙战争的教训，何健能在大败之后，重新聚集起已经溃散的十一团士兵于十天之内夺回长沙，第二次便以这十多团的军队作主力，支持长沙的堡垒战，红军卒无法攻入，这很显明是我们在湖南军队中一向便无工作的缘故。其实现时军队的动摇，在任何系的军队中都如此。一般的错误观念以为北方军队的士兵较难宣传，其实阎系的山西军队，现在是最动摇的军队，自发的兵变，已经爆发了多次，冯系的军队，如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队多是从西北抽丁抽来的，所以土地革命的宣传极易影响他们，鄂豫皖苏区曾经在吉鸿昌部队中做了一点宣传工作，立即有小批的士兵继续投到红军中来。因此，红军在俘虏兵中的工作也必须改变，过去大都以给资遣散为一般原则，政治教育则做得极少，以致张辉瓒戴岳部队的士兵对张戴尚有好感而愿援救他们，公秉藩已经被俘了，因为他的士兵隐时不报，致被他逃去，这是我们在俘虏兵中缺乏工作的损失。我们现在必须分配俘虏士兵以土地和工作，使他们直接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必须对俘虏士兵做极大的政治宣传，使他们能自愿的改编到红军的队伍中来。即使他们要回到家乡去，也要他们能进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或有组织的投到敌人后方的部队中去进行工作。我们一定要认识，中国的士兵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出身，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他们一定能接受土地革命的宣传，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但即时又要识得：中国士兵许多是在长期雇佣制下生活，而带有无产阶级性的，不经过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不会一下子自愿的来当红军的。
　　六、为肃清反革命在苏区内部的组织，为打击敌人在苏区的助手，而使红军更易胜利，苏区更加巩固起来，党在苏区的肃反工作，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重要。肃反工作，不仅在消灭有形的反革命组织，如江西AB团，闽西社会民主党，湘鄂赣的恋爱社等，这固然是重要，但更重要的还须进行肃清反革命思想在苏区散布的斗争，特别是反改良主义欺骗宣传的斗争，这是长期艰苦的工作。肃反工作，不仅在逮捕一些反革命的领袖，而更主要还在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肃清地主残余与反富农分子的阶级斗争。江西苏区反AB团，闽西苏区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在路线上完全是正确的，但斗争的方法还极缺乏从阶级路线上来发动广大群众加紧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与巩固中农的联盟入手，所以AB团在江西开始发动时还能够影响一部分群众，闽西傅柏翠在上杭西北乡当其叛变革命的时候，也还能欺骗一部分群众。在这里必须深切的认识：过去党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的确做了很多送群众给敌人的错误政策，有些干部因为执行立三路线而犯了错误，并不一定组织上即属于AB团或社会民主党，因此，我们现在做肃反工作，首先就要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过去犯错误的同志，坚决的进行反立三路线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并夺取被反革命影响欺骗的群众回来，尤其是巩固对有动摇性的中农的联盟。只有这样，才不致如过去因肃反工作而使革命群众内部发生恐慌，相反的，才会使群众更勇敢的更坚决的站在阶级斗争的战线上与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搏战，而暴露他们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再肃反工作必须有经常性，各苏区政府及红军中必须建立起“政治保卫处”的工作，而一要指定政治上坚定的有斗争历史党籍较长的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去担任。“政治保卫处”的工作，要建立在广大群众的信托和帮助的基础上，党要从中起极强固的领导作用，而保证工作顺利的进行。
　　七、为要使红军的胜利，继续向前发展，而完成湘鄂赣打成一片的苏区，则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重苏区周围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作。反革命在苏区尚能组织他们的阶级力量进行AB团社会民主党等等的反革命暴动，而我们在苏区周围的农民群众中间都还没能组织大规模的地方暴动来响应苏区与推翻当地的反动统治，我们在敌军通过的区域，却还少见有大规模破坏他们交通和运输的成绩，我们还没能利用广大的交通工人特别是船工苦力联系赤白区域的交通，我们更没能在进攻苏区的几个中心城市如萍乡，南昌，九江，岳州，长沙，武汉等地，有过惊人的军事破坏与发动起拥护红军胜利的工人斗争，这些，显然是我们工作上的极大弱点，是我们还没能从土地革命红军胜利与苏维埃政权的影响深入到苏区周围的工农群众中去的原故。非苏区的党部固当要极力注意这些地方的工作，但苏区党部与红军更应向着这方面工作加紧布置，因为苏区对这方面工作在人才上，在社会关系上，在言语习惯上，都较中央易为得多，所以你们必须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派遣得力干部打入这些地方的社会中去，生产中去，首先建立起秘密工作的基础当着你们派遣这些干部时，必须给他们以训练，给他们以中心的任务。任务不可过多，当着派遣的干部多起来时，则集少成多，工作的成效和影响必大。派出去的人，期效也不可太速，太速便易于被敌人发觉和破坏。一般的说，苏区派遣到非苏区做工作的干部，最缺乏的是秘密工作的经验和长期艰苦的忍耐性，过去你们也曾不断的派人到南昌和长沙去，但因为缺乏这种训练，成效总是很少的。并且到“白区”去做工作，应在群众中造成一种运动，要使每一村庄的群众，每一组织的分子，都有决心的去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发展工作以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如果群众都自告奋勇的愿去，则经过他们的社会关系，将易与非苏区的群众联系起来。各地赤白区域对立的现象，必须在群众的联系上，在宣传鼓动的扩大上求得根本消灭。在这里，对于“跑反”群众的工作也必须改变，党要在这些群众中间做极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组织他们，要分配他们工作，要吸引他们中间强健的分子到红军中去，要在他们中间组织极广大的游击队，鼓励他们的勇气，去恢复失败的区域。凡是“跑反”的群众，都要使他们能有决心的恢复失败区域，凡是失败的地方，都要竭力与失败情绪斗争，要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与敌人残酷的烧杀抵抗，而不要引导他们过那逃窜生活的“跑反”。
　　八、土地革命的发展，要不能与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则中国革命的发展，还要受很大的障碍。现在党在苏区非苏区对于反帝斗争的领导，却表现非常消沉，这完全是不容许的。中央特为这一工作的转变，成立了单独的决议案，并给苏区一补充决议，苏区党部应于接到这两决议后，立即讨论施行，并要使他们成为检查各地党部反帝工作的主要根据。
　　九、为要使上述这些任务保证百分之百的执行，则苏区党的改造比任何任务都要重要。党的改造的主要标志是：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与实际工作中的不断检查。党过去反对托陈派与最近反立三路线反右派的斗争，对于思想上的肃清工作，总还做得不充分，这在苏区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目前反动统治更加分崩离析而红军得到伟大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反革命更要以改良主义的欺骗思想来影响群众，来和缓革命斗争的高涨。因此，国民会议破产了，南京国民党便企图利用群众最近反帝的情绪，争取到他所能控制和所需要的领导之下，一面向帝国主义讲出卖代价，一面移转群众仇恨南京政府的目标到所谓“对外”的方面去。南京政府破产了，反革命营垒中反蒋各派便成立广东政府，企图移转群众仇恨反动统治的目标到反蒋问题上去，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这不仅在全国，在苏区，反革命傅柏翠便曾以“新共党”的名义欺骗群众进行他的反革命阴谋，托洛茨基也曾教训过陈独秀派不要恶骂红军，只要反对共产国际与中共党的领导。在这里，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右派等的作用也就更加危险。现在苏区中并未肃清的立三路线与富农路线正是这些反革命派别活动的基础苏区党如果不从思想上揭穿他们，与他们完全分别清楚，则仅仅组织上的分化与隔离，还是没用的。党要加紧在群众中反对这些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要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与苏维埃政纲，要加重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与对广大群众的宣传工作。中央给苏区的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必须全部实行。红军中思想的一致与坚定，更是保障红军胜利的必要前提，红军中思想上的异己分子必须毫不迟疑的洗刷出去，过去第八军中托派活动（卢匿才事）的教训，应警戒着每一个红军。党内反立三路线尤其是反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的斗争，必须坚决而深入。我们要反对这种观念，说苏区内立三路线已不存在，可以“不及〔必〕虑及”，或者说右派分子并未侵入苏区，右倾危险便不严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对“左”右倾调和的倾向，与暗藏的立三路线与富农路线的残余。我们要反对口是而行非的两面派的行动，我们更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现时红军胜利的条件下，苏区会发生这两种偏向：一种是胜利热晕了脑袋，而主张冒进，立刻占领大城市；一种是错解了巩固根据地的意义，以为只有固守着一小块区域便能得着胜利，而反对向外发展，这都是错误的。
　　组织上苏区党要坚决肃清党内红军内的富农分子，党要向着工人雇农贫农开门，党要从下而上的改造党的指导机关，要千百倍的努力引进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苏区党部对于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的决议与苏区办干部学校的计划，必须加紧进行，一切不相信新的干部尤其是不引进和训练工农干部的观念，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工作的检查要靠着发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直接的巡视工作。自我批评站在工作的立场上和阶级的利益上应是不容情的，当然要在革命战争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去做，要反对不满意自我批评与拒绝检查工作的倾向。巡视工作在苏区内万分重要，各级党部要经过这些巡视员直接帮助下级党部工作，要发展党员对党工作的积极性与独立工作的能力，要根本改变陈独秀时代遗留下来的与立三路线时代的工作方式，特别是党内官僚主义与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这在苏区更成为脱离群众最坏的病源，党必须根本肃清。
　　红军空前的胜利，苏区的发展和巩固，全国革命斗争的高涨，更迫切的需要苏区党部与红军在国际与中央的指示之下坚固的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这些任务而斗争。同志们，努力！一致的努力！冲破敌人第三次的“围剿”，光荣的胜利，就在眼前！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央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