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一）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反帝运动的急激发展，工人运动反攻与进攻的浪潮的高涨与全中国千百万农民，灾民与兵士群众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并且把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用它们的武装力量，瓜分中国，积极的企图着把中国从苏维埃的“洪水”中，拉到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
　　在全中国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剧烈的时候，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拥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派别，更加疯狂般的向着中国唯一革命的，唯一领导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进攻。它们不但用白色恐怖破坏我们的组织，逮捕与屠杀我们的同志，而且在思想上，利用种种造谣污蔑的手段，利用一切它们公开的报章杂志，利用中国共产党内的叛徒，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派等向我们进攻。因为它们很明确的了解到：不消灭发动，组织与领导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做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斗争的共产党，它们的灭亡是必不可免的事。
　　在全中国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剧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在动员全党的同志，发动，组织与领导全中国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向着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做积极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自从四中全会之后，克服了立三路线，粉碎了罗章龙所领导的右派小组织，在执行四中全会的国际路线中，巩固了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改变了党内的成份，巩固与扩大了中国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领导了白色区域工农兵士灾民等广大的群众斗争与反帝运动。这些成绩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更有阵地的向着统治阶级与一切反革命派别进攻，更有力量的打击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者，更广大的发展自我批评，更澈底的转变一切我们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党更能适应目前的革命环境，更能顺利的去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
　　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革命与反革命在决死斗的过程中的中心特点。
　　然而这种特点，还没有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全党同志所了解。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与反革命的武断宣传，不能不影响到了我们党内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同志，使他们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党所提出的许多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以至走到悲观失望与消极怠工的道路上去。这类机会主义的动摇，对于中国党实是目前最大的危险。因此同这类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实是中国党完成目前他的中心任务的先决条件。而且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才能使全党同志更能清晰的了解我们的任务，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
　　（二）
　　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出发，来检查我们党内的思想，那我们立刻可以发现非常严重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许多地方障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这种思想，主要的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即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虽是有时这种机会主义在“左”的词句的掩盖之下。
　　在世界革命方面，右倾机会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在对于目前两个世界的对立，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了解不足。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从没有象现在暴露得这样鲜明”（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这些同志也不了解：“两种制度间这个天天生长的矛盾，现在成了国际关系的核心，影响到帝国主义世界许多矛盾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能了解：“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间，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间各种矛盾的发展，极端地加强了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同上）。因此我们的同志放松了动员广大群众拥护苏联的战斗任务。
　　譬如满洲事变之后，山东省委认为这一事件：
    “发生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遭受美国的重大打击，自然要企图培植军阀以与美所御用的南京政府相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眼见着华北固有的势力，被美帝国主义日渐削弱，眼见着自己所养的军阀被蒋系所打倒，在这忍无可忍的当儿，便不能不御驾亲征了！便不能不揭破一切面具，向南京政府及张学良开战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九月三十日）
    山东省委在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到日本占领满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进攻苏联。因此山东省委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日本占领满洲的开始时，各帝国主义表示了一致的赞助与拥护。因为看不到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所以山东省委在拥护苏联的工作上，表示了机会主义的消极。
　　河南省委从锦州失陷一直到上海事变，在一切决议上无数次的提到“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已箭在弦上”（见省委二月为上海事变及宁政府迁都决议），但从没有一字提到“在反对苏联战争的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见中央关于争取革命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但如此，而且在省委《检查过去反帝工作决议》上，对于省委在满洲事件的通告中关于“日本以武力占领满洲……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准备的实际侵占满洲，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开始”的分析，反认为是错误的。
　　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认为“日本出兵占领奉天，长春，厦门，烟台是为着威吓张学良反蒋，同时取得在华的根据地”（见泽鸿〔2〕给中央报告）。同时这个负责同志还说：“从去年十一月起，世界状况已有一个转变，帝国主义内部恐慌，已达极点，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结果是无产阶级要起来革命。在这一情形下，敌人是无法进攻苏联和革命的”（见三月二十七〈日〉君鹤〔3〕给中央的报告）。
　　从这许多例子上分明的看出，我们的同志对于目前两个世界对立的形势，如何的不了解。他们只看到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而看不到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是两个世界的对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是动摇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与推进世界革命的最有力的因素，看不到苏联是世界行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不了解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不了解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中，找求着他们内部日益生长着的矛盾的解决与出路。
　　对于两个世界对立的不了解，也就是对于世界革命的估计不足。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必然会发生对于苏联的力量的不信任，不相信苏联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会胜利地走向前去，以至对于世界革命的前途消极悲观。这种估计，也就是使得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不了解共产国际所放在各国共产党前面“拥护苏联”的战斗任务的意义，对于这一任务，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这种消极怠工，不但在山东，河南，中央苏区等地表示出来，而且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同样的危险。请问不同这种倾向做斗争，不使全党同志明晰地了解目前国际关系的枢纽在那里，这一工作的转变，是可能的吗？
　　（三）
　　对于中国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是对于中国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或估计不足。我们的同志还不能了解或不很了解，国民党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崩溃与死亡，苏维埃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巩固与发展。我们的同志不了解，或不很了解：
    “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与红军的组织，他们的领土内，有千百万的户口，因此中国遂站在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前线。……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苏维埃与红军，正在以苏区的具体经验，引起产业中心的工人与农民群众来加入斗争，没收地主的封建财产，分配土地于农民，消灭反革命国民党刽子手的政权”（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⑷。
　　“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中央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存在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标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所以工农兵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对立，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上与相互关系上有决定的意义。不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这一特点，必然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是进攻中国革命，尤其是〈对〉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的一致。
　　就是因为这原因，山东省委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完全是为了日美的冲突，同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丝毫关系。还有其他省委或多或少都犯有这种错误。甚至有些同志，如象中央职工部的负责同志，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满洲，不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满洲省委在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运动决议上，也只是说：“今年二七纪念与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斗争日，正在日帝国主义占据满洲，继续扩大残暴行为，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加紧进攻苏联。”而没有一句话说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中央苏区在他们去年十一月党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似乎帝国主义对于苏区是没有关系的。
　　对于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也必然会发生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以为国民党军阀内部的战争，是无法免除的，以为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决不敢再向苏区与红军实行进攻。犯这种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能了解：虽是国民党军阀内部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是的们决不因为他们内部矛盾的紧张，而停止他们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他们正因为苏区与红军的发展与巩固，所以他们正在“团结一致”向苏区与红军进攻，在加紧他们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中，找求他们内部间矛盾的暂时解决。
　　在三次革命战争之后，中央苏区的负责同志认为：
    “三次革命战争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向苏区红军的进攻。我们是防御战，今后是我们进攻敌人，所以提出四次革命战争是不正确的。”（见泽鸿报告）。
　　这类估计，当然很值得我们惊奇的。因为这里面，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种估计没有法子使我们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使我们能够在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新的血战中得到新的胜利。也就是因为这种估计，所以使中央区的同志从容不迫的去打“土围子”，而把扩大红军与改造红军等的中心任务放在脑后。
　　很明显的，这类估计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苏维埃政权估计不足。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不能明晰的了解两个政权的对立，在中国革命中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陕西省委在过去曾经“号召全党，号召群众，说工农红军在第三次‘围剿’中，受到了暂时挫折和部分的失败，苏维埃运动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头”（见省委十二月政治决议），表示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丝毫的信心。广东省委在十二月十日《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的通告上，简直没有一个字提到扩大广东的苏区与红军，以为这是广东党所不值得注意的问题。甚至在中央宣传部最近所印出的《上海三次暴动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上，在列数“无产阶级领导一般劳苦群众的当前任务”中，也没有提到巩固与扩大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这一中心任务。
　　这类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不能动员全党同志，去为了扩大与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去动员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新的进攻，把这一工作当做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
　　（四）
　　在另外一方面，对于另一个政权，即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反革命政权，许多地方表示了过分的估计。在疯狂般的白色恐怖前面，在国民党调动数十万军队向鄂豫皖苏区与江西苏区实行新的进攻的前面，我们的有些同志就对于革命力量表示了怀疑，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缺乏信心，以至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党的任务消极怠工。
　　一些同志不能了解或不愿了解，虽是国民党这样残酷，这样积极的向着革命，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进攻，然而这种进攻，同去年三次“围剿”时已经大不相同了。中央在《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上，很清楚的写着：
    “估计着目前的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
　　全中国的水灾，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反帝斗争的普及全国，工农兵士斗争的开展，苏区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扩大，对于国民党当然有绝大的影响。国民党在广大民众前面的“威信”已破碎得不堪的了。国民党以及其他在野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的范围，是大大的缩小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完全宣告了破产。甚至国民党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经过这样一个激变的时期，也在急速动摇崩溃的过程之中。整连整营整师以至整军（二十六路军）的叛变，投入红军，已经是常见的事。
　　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是愈加感觉到“棘手”与困难了。然而这愈是使他疯狂的利用白色恐怖与血的屠杀来压迫革命运动与进攻苏区与红军。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崩溃，因为他表示出消灭中国革命运动，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无能，所以帝国主义加速的瓜分中国，“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白区对于统治阶级力量的过分估计，对于这一阶级力量对比的辩证法的变动的不了解，是我们常见的事。我们从各级党部的文件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这种估计只会造成对于目前形势的悲观失望，对于党的任务的消极怠工。在苏区，这种估计造成了对于苏区与红军的取消观点，保守主义与等待主义。
　　我们在这里想把苏区的一些例子拿来，指明出我们的同志对于敌人力量的机会主义的估计。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反对中央分局的布尔塞维克领导的潘家与万涛同志，他们认为在敌人猛烈进攻苏区的情形之下，必须缩小红军，将红军化为地方武装，化为游击队，把红军的向外发展看成逃跑右倾，而把巩固苏区看成“庸俗的保守主义”（见湘鄂西省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对于潘万二同志的批评）。鄂豫边的负责同志，在敌人进攻的情形之下，不去坚决的组织群众，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却号召群众实行“总退却”，而且自己却不得中央与边特的同意逃跑到上海。赣东北苏区的一些国志在敌人炮垒政策之下，表示张惶失措，主张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作战。中央苏区在去年十一月党大会的决议案，对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只是这样的写着：
    “统治阶级为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图团结与联合，以求一致进攻革命。现在这种企图虽然没有达到，但是他们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准备与计划是毫不放松的。不过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和崩溃，并不因此而消灭而减弱，而革命力量，一定能够战胜反动统治无数次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而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中央苏区的同志似乎在这里讲到国民党的崩溃，讲到国民党的一致进攻，以至相信在无数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与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然而很明显的，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吧！中央区同志在他们的决议上，没有一句话讲到在国民党新的进攻苏区与红军中，帝国主义的作用的扩大，在许多地方帝国主义准备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向我们进攻。他们也不能了解，国民党正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削弱，愈是公开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把重要的中心城市，交给帝国主义共管，明显的表示出了它是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清道夫。
　　也就是对于反动统治力量的过高估计，使他们不能了解：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为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中央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当然，在我们反对对于反动统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对于反动统治的一些“左”的估计。
　　满洲省委在《为反对国民党统一政府的宣言》（一月二十七日）中说到“国民党各派的和平会议，全体会议与统一政府的成立，这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宣告最后破产的一幕”，是国民党“企图挽救已经绝气的统治”。河南省委认为“怒潮般的反日运动当中，群众所得到的教训，以至最落后的群众，都认识国民党各派，新月人权派，第三党等等的真面目，表示不满意了，最后的幻想已绝望了，都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关于广暴纪念通知）。满洲省委甚至在二个月的工作计划上写着“在辽西，哈尔滨，东满，珠河，把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起来，首先在辽西，哈尔滨开始”这类荒唐到万分的条文。当然，这些“左”的估计，并不阻止这两个省委对于目前的群众斗争表示悲观失望，放弃放在他们前面的许多战斗任务。
　　就是鄂豫皖苏区省委在正确的了解中央决议的精神之下，也不免犯了对于国民党力量的“左”的估计。他们在今年二月七日省委会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所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
　　这种“左”的估计，当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看不到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看不到国民党的军队在目前还是我们正面的敌人。这必然会使我们放松反国民党的斗争。
　　然而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五）
　　在我们党内现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方面，不论在土地革命方面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没有明晰的了解，甚至根本忽视这一问题，而实际上这一问题正是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心的中心。
　　如若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自从“九一八”满洲事变起一直到现在止，我们的反帝工作，没有得到应得的成绩的中心原因，那不能不指点出，这是由于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同志还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一反帝斗争，去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的许多同志或者是在“争取公开”的名称之下，做国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是在“左”的口号之下，根本放弃这一工作，采取了消极怠工的关门主义。在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上也曾经这样说：
    “在各地的反日工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不能容许的极端：或者是完全的关门主义，不参加任何反日运动；或者是所谓完全的‘公开主义’，变为国民党的俘虏。譬如陕西省委，过去对于反日运动完全消极，后来改正了这种错误，即转到了另一极端，使我们的反日运动，变成了和平的公开运动。再譬如四川省委，当广大群众起来反日时，我们主张反帝不反日，但后来自知错误，即另趋极端，组织‘援马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并且在刊物上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合作”。
　　满洲省委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对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一字未提。对于蓬勃发展着的东北义勇军，更是不闻不问，更说不上组织东三省各重要企业中的反日罢工。江苏省委，对于反日罢工，义勇军的组织以及抵货运动等也表示消极怠工。广东省委公开在《两广实话》附刊上发表“反对救国义勇军，学生军等的组织”，认为“抵制日货是消极的不中用的方法，而且一方面必然要扩大英货的市场，是英国最得意的一件事”（白希同志十月十五日为广西工作来信）。此外河北省委，山西省委，也有同样的观点。山东省委甚至把铁路支部一个工人同志开除，因为他提议组织工人义勇军。
　　很明显的，我们的同志还没有了解深入到各种形式的反帝运动中去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与武装工人，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对于中央很久以前所提出的“以民族的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反日的中心口号，表示怀疑与动摇，甚至对于“民族”二字表示畏惧。一直到现在，在各省的文件上与工作上，这一口号还没有成为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中心口号。这些同志还没有了解到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帝革命中的中心的中心，他们不了解，只有这一领导才能使反帝革命扩大深入，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到更高的阶段。
　　在苏区的我们的党，对于这一问题，同样的没有明确的了解。在过去，苏区的党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现在在有些苏区，如象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对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工农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军队，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一点，在很多同志中间，还是不很了然的。
　　这里我们又可举出中央苏区的例子。在他们的政治决议案中：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加紧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为要发展反帝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右倾观念。必须使全党认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要利用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宣传与鼓动。最近要切实利用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的事件，进行广大的反帝运动，并须在这个时间内成立苏区的反帝同盟的组织”。
　　这就是中央苏区对于反帝运动的全部了解！这里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唯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去保卫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侵掠的政权，是唯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的政权，虽是他们一般的指出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这里，显然的，把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问题，放到脑后去了。
　　苏区的党不但在反帝运动中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而且在土地革命中，也同样忽视了这一问题。几个苏区，如象赣东北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中央苏区等对于怎样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运动中绝对领导权的问题，可以说完全忽视。在分配土地上，中央苏区过去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的观念，不用说是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即去年八月的土地问题决议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也还是机会主义的。然而十一月的政治决议，却认为这一决议是正确的。在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上，没有一句话讲到保证在红军中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与工人骨干的问题。关于党内工人分子的吸收与工人干部的提拔问题，始终没有注意。在苏维埃政府中工人成份的增加，以及苏区工人运动与工会工作的发展，完全表示了消极怠工。甚至在十一月党大会所通过的《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上这样说：
    “现在苏区还未包括有大的中心城市，还缺乏产业工人。农村工人群众主要的是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苦力”。
　　“苏区不断的在敌人包围封锁和残酷的战争中，经济受着极大损害，最大多数手工业停闭，手工业工人随之而失业，雇农在土地革命后都已经分得了土地”。
　　照中央区的同志这样说来，他们过去完全忽视工会工作与工人运动，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工人。这些同志一方面根本不了解，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中国的苏维埃不是农民的苏维埃，而是工农民主专政，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在国家政权的萌芽中巩固了起来”（国际十一次全会决议）；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了解如何在发展工人运动，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提拔工人干部等工作中去巩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
　　在《共产国际》杂志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的社论上曾经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员愈鲜明的估计到现存政权的阶级基础，则中国共产党对于苏维埃的领导愈坚固，愈强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动摇，都马上要反映到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日常具体的政策上，而使革命具有很大的危险与破坏。所以中国共产党用如此强固性与坚决性去揭破了和揭破着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线，李立三同志忽视了一种根本上重要的情形就是：苏维埃的一切革命办法，应从现存政权的两个阶级性之估计出发，应从运动现阶段上过早的社会主义的办法之不可容许中出发，同时应从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个政权中的领导作用，而有坚忍的有系统的有纪律的工作之责任之估计中出发（建立正式的工农红军，并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指挥骨干，在苏区的城市中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苏维埃专政的一切机关中有系统的提拔工人）。所以凡把中国苏维埃当做似乎只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等等的，也是同样的危险。这样把无产阶级融化在劳动者的一般群众中，这样把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加以抹杀……”。
　　但是：
　　“如果指出这一点便心满意足，以至甚至连一分钟减弱为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而作的坚强的稳固的斗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极端危险的”。
　　这种“极端危险”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农民苏维埃”的观点，与对于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在中国党内是分明存在的。不同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中国革命将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也没有法子使中国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去。只有象猷新同志那样的“马克斯主义者”才会在“论革命转变问题”中，可以一句话都不讲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见《布尔塞维克》四卷四期）。
　　同上面所说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即是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不足。中央职工部，全总以至上海工联的一些负责同志的言论与行动，差不多给了我们以最好的例子。
　　在去年十一月中央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时，中央职工部刘同志〔5〕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目前工人的斗争是防御的与反攻的，刘同志等更认为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的条件下，罢工不能得到胜利，罢工不容易发生，他们甚至说工人惧怕罢工。在中央职工部关于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曾经这样说：
    “资本家与国民党帝国主义更加联合一致来压迫工人的斗争，更加采用一切的暴力与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斗争的工人，黄色工会更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来破坏工人的斗争，因此使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的失败经常威胁着压迫要求斗争的工人，赤色工会还没有来得及准备群众的力量去克原客观上所给与的这一切困难”（见《红旗周报》三十一期）。
　　“国民党资本家压迫和破坏工人斗争这一切的系统，是非常严密的，是从工人群众的内部与外部齐来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击破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使之失败，那斗争的胜利，就是很难的。试问在工人群众一方面，在赤色工会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对付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进攻呢？”（同上）。
　　“资本家是什么都好，无产阶级是什么都坏”，这是职工部报告的全部精神。在“工会组织问题”上职工部刘同志更说到工人积极分子如何动摇畏惧，工人群众如何在斗争中胆怯与没有办法，如何“在胜利之后，切忌领袖个人的骄傲，并且还要注意到群众的骄傲”（见《红旗周报》三十二期）。
　　对于中国工人运动这种悲观失望的估计，当然会使这些同志所领导的全总与工联，走到消极怠工的路上，当然会使这些同志放弃组织罢工与领导工人群众的反帝罢工，并且使经济斗争政治化。这种观点，当然会使全总的党团书记鲁深⑹同志觉得全国的“工作没有对象”，使工联的黄同志〔7〕感觉到“什么也没有”，以至使工会工作深深的陷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间。
　　对于工人运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在各省也是同样的严重。这里最有趣味的例子，是山东省委巡视员与铁总特派员李芳歧的争论。机会主义者李芳歧，虽是在他算子〔8〕下面发生了津浦路与胶济路的罢工，然而对于他，这是“工人运动低落”的表现。但是在省委巡视员的结论中也同样的表示出对于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他说：“认为工人害怕，不敢斗争”，这自然是右倾，“不过在津浦路中虽然现在正有斗争的可能，也有若干自动的组织，但这一路没有斗争的历史，群众受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少。我们不要忽视了，要领导工人经济斗争革命化，没有广大群众围绕与拥护，那是很难可能的”。
　　不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去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去使斗争革命化，而是先要有了群众，然后能领导斗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吗？这种先组织后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差不多在很多地方发现过。就是中央职工部的仲篪〔9〕同志也有过这样的意见。
　　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的不足，使我们的同志不能坚决的去准备罢工，组织罢工与领导罢工，使我们的同志〈不能〉深入到企业中去开展与领导罢工斗争，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以及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使我们同志不能了解：
    “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的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罢工争斗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碎资本对于工人生活水平线的进攻，而且只有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的斗争，与失业工人运动以决心与革命的持久性。‘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仅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因此在我们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之中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恐慌之下，只能进行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而不能组织个别罢工与个别工厂的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观点，是极端危险与极端有害的”（中央为职工运动告同志书）。
　　不同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不足，以及在工会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做斗争，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工作的澈底转变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一工作的转变，我们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使斗争更有持久性与组织性，使斗争走到更高的阶段，使我们的党真正变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七）⑽
　　最后，我必须讲到对于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革命不平衡论，在去年赣东北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曾经这样说过：
    “在目前整个赣东北群众斗争的发展中，还仍然有很大的弱点。最主要的，如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苏区周围如皖南，浙西，景德镇，鄱阳等处的农民运动，不但没有达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程度，即使有些农民群众的斗争，亦多是自发的散漫无组织状态”。
　　照这一观点看来，就是在赣东北苏区内城市的工人运动与乡村的农民运动，赤区的农民运动与靠近赤区的农民运动都是发展不平衡的，而且这是赣东北苏区群众斗争中最主要的弱点。
　　这种观点，不但在苏区的党内，就是在白区的党内，也是同样存在的。一般的，大家认为城市的工人运动是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的革命运动是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这一革命不平衡论发展到极点时，甚至说上海沪东的一个纱厂的工人运动，落后于沪西的另一个纱厂，因此在上海工厂与工厂间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上海工联同志）。
　　河北省委在反帝运动的决议案上，认为：
    “华北反帝运动有许多弱点：主要的是没有取得工人群众的积极参加与领导，学生运动的反日斗争没有同工人农民的斗争很好的联系起来。学生群众的反日情绪，大部分只表现在‘请愿’方面，未能不断的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反日斗争没有象南方那样的激烈，未能很好的转变为反国民党军阀的斗争”。
　　陕西省委在去年十二月七日的政治决议上说：
    “目前有些区域内农民的武装斗争的政治经济客观条件是已经成熟了……同时我们特别要深刻了解目前农民运动还有许多严重弱点：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
　　依照这许多革命不平衡论专家看来，在北方决不能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因为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因为北方的农民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如若谁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谁就是立三主义者。
　　我们认为这类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同马克斯主义与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了解，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这种理论除了给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以辩护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
　　以为中国目前的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必然要以为中国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农民的运动，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是农民的苏维埃。然而事实上，象《共产国际》杂志所说的：
    “中国现在所存在的苏维埃（虽然它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政权普及于国内的各个工业中心），无论如何，不能视为只是农民的苏维埃。如果这样看法，那么这无异于只看到现象的表面而已。还在一九二七年，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农民的要求，规定了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革命的纲领，同时又提出了根本重要的口号，如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给农业工人，贫农和中农，然后进而（在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决定一切的领土内巩固起来的时候）国有土地。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以及直接的派了自己的最好的队伍为红军中英勇奋斗的部队，而集中了农民散漫的游击队，造成了和造成着红军中自己的工人的共产主义指挥的骨干，造成了和巩固着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如果没有这种纪律，那么红军也许不会有最伟大的胜利了。中国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党而指导工农红军的战斗，指导苏维埃，而只在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无条件的占有了大多数”。
　　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会污蔑中国的苏维埃为农民的苏维埃，中国的红军为农民军，而不知道没有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红军中的领导，就不会有现在的苏维埃与现在的红军，就不会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同时也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以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直接起来武装暴动之后，工人运动才算不落后于农民运动，而不知道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
　　可见，以为中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是机会主义的，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同我们的观点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
　　此外，这种观点在白色区域内，也完全是不正确的。在中央为职工运动告同志书中，这样描写了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
    “中国无产阶级最主要的队伍（上海的纺织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山的矿工，天津的市政工人与纺织工人，河南的兵工厂工人，津浦与北宁路的铁路工人，外洋与长江船的海员，四川的盐井工人与纺织工人）都卷入于汹涌的罢工浪潮之中。在许多产业部门之中爆发了产业的同盟罢工（上海丝厂，招商局海员，唐山五矿），在别的一些部门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纱厂与市政工人）。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黄色工会的一致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罢工的浪潮粉碎了国民政府接一连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冲破了警察的弹压与黄色工会官僚的破坏，而在全中国的重要产业中心与部门中震荡着。争斗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常常转变到与警察肉搏与冲突，在某些罢工中，罢工工人甚至企图解除那些去弹压罢工的军警的武装（如吴淞永安等）。工人阶级依着自己的团结，坚持与英勇，在许多罢工中得到了胜利或者部分的胜利（北宁路，唐山五矿等等），无情揭破了赤色工会中某些领导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罢工或一二工厂的单独罢工不能胜利的胡说的机会主义性质。在高涨着的罢工浪潮中，一切经济的争斗都带着极尖锐的政治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在个别的城市中爆发了反日的总罢工（太原）”。
　　请问除了闭着眼睛胡说工人运动落后的反革命的取消派与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谁能说在白色区域内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呢？这种观点，必然会走到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发生怀疑，而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取消派投降。
　　至于说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象现在一般同志所说的，是完全错误的。北方的工人运动，如象天津，唐山，北宁路，青岛等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人运动不但不比广东，香港，武汉等地落后而且超过。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并不比江苏，浙江的落后。当然在目前，在北方，没有象湘鄂赣数省那样的苏维埃与红军，然而这种苏维埃运动也正在向着北方发展。并且红军二十四军曾经一度的在北方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事实证明“红二十四军的失败，最明显的告诉了我们，不是在山西没有创造苏区与红军的客观条件，而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葬送”（中央三月九日给河北省委的信）。事实证明不是陕西的“农民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而是陕西的党还没有决心与勇气，去发展陕西的土地革命，去创造北方的苏维埃区域。事实证明如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去向农民群众宣传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不去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转变到夺取土地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农民是不会单独的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
　　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现在是明显的提在全国党的前面。然而我们的同志却想以北方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革命运动的不平衡理论来掩盖他们〈对〉这一战斗任务的消极，想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主观弱点与错误放到客观的身上。
　　当然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是存在的。但这种不平衡不是在于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落后于南方，如象那些托洛斯基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所说的，而主要的表现在有些区域已经有了苏维埃与红军，而有些区域还没有。但是这种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政〔特〕权，是因为中国各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的基础与党的领导。譬如赣东北苏区附近农民群众还没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起来斗争，红二十四军的失败，以及北方还没有苏维埃与红军等，这许多不平衡的事实的基本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客观条件，而是由于我们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与机会主义的错误。
　　立三主义者根本不顾一切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空喊暴动，如山东省委同志空喊创造山东苏维埃，而放弃工人，农民，灾民与士兵的工作，即为最好的例子，而同时却有些同志想以“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来解释他们自己的消极怠工。这在表面上虽同立三主义者的“左”的盲动相反，但其为机会主义则一也。布尔塞维克指出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时，首先就应该指出党的正确的领导与正确的策略是消灭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一世界”。这种革命者的精神，当然同一切机会主义者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不同那些托洛斯基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革命不平衡论做斗争，我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就不能有坚决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动员一切力量去发展，领导与组织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配合已有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去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红军，而只有等待革命条件的自然成熟了。
　　（八）
　　对于上面这许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或不了解，无疑的是妨碍我们党动员全党同志与千百万群众去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的主要危险。不同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开火，我们的党决没有法子去完成我们在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所负担的重大责任。
　　同时为得要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为得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斗争深入到全党同志中去，我们也必须同那些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或者象斯达林同志所说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做斗争。
　　对于倾向的自由主义或调和主义在我们党内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我们不少同志中间，往往缺乏一种对于倾向的仇恨与同倾向斗争的积极性，以为一点点的小错误是可以马虎过去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点，就是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调和与自由主义的态度。譬如北平同志甚至与取消派反革命分子做朋友，上海党内团内也有同志以为托洛斯基主义在理论上是还可以在党内讨论的东西。鄂豫皖苏区曾中生同志的自由主义，曾经造成了红四军内整个反革命的组织。
　　这种对于倾向的调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我们中央党报的编辑同志与宣传部的一些同志，有时也不免表现出来的，象猷新同志的《论中国革命转变》的文章，包涵有许多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有些地方偷运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私货，然而布报〔11〕的编辑者却“马马虎虎”的把它发表出来了。贯雷同志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小册子〔12〕上也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在有些地方偷运了立三主义的私货，然而我们却不加任何注解，而把它出版了。此外有些各有个别错误的一些文章，我们也没有能够加以详细的审查，而把它们发表了出去。这种现象当然绝对不能再行继续下去！
　　为得要使全党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有明确的了解，使他们为了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我们必须要绝不调和的同一切这些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理论水平与警觉性，以巩固党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使我们党能够领导全中国千百万的群众向敌人实行胜利的进攻。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洛甫，即张闻天。
　　〔2〕泽鸿，即余泽鸿。
　　〔3〕君鹤，即胡均鹤。
　　〔4〕引自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关于因经济危机底加深和革命危机前提在好多国度内的增长、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问题的提纲》。（今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四三页）。
　　〔5〕刘同志，即刘少奇。
　　〔6〕鲁深，即卢福坦。
　　〔7〕黄同志，即黄平。
　　〔8〕算子，即筹划之意。
　　〔9〕仲篪，即刘少奇。
　　〔10〕原文缺序号“六”。
　　〔11〕布报，即《布尔塞维克》。
　　〔12〕指贯雷翻译的《共产国际》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社论“世界经济恐慌与共产党之任务”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