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听了廖同志的报告及检阅了你们去年五——八月的各种报告与文件，我们认为，虽然已经在五中全会的决议之中详细地分析了目前的情况与提出了党的总任务，虽然我们在去年五月的信⑴中对于四川的一般的情势与四川党的任务亦已有了郑重的分析，而且从那时到现在四川的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更，但是我们认为仍有十分的必要给你们一封信。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不管我们去年五月的信中极郑重与严格的批评了四川党的工作中间许多深刻的原则性的错误，并提出了许多的具体的任务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方法，但是可惜，这些错误在我〔你〕们所有的报告与材料中看来并没有适时的纠正，我们去年的信并没有象我们希望的一样，使得四川工作有一个根本的改善，因之，以去年五月的信为检查的标准来检查四川党在这个时期中的工作，我们认为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的就在不管我们在去年五月的信中以最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与检查了四川党当时工作中间的许多深刻的错误，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引起四川省委的领导的同志们的应有的郑重的注意，我们在信上曾经要求四川省委：“根据这封指示信切实检查过去党的一切工作，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到下层组织中去，不能象过去一样把反倾向的斗争只限于省委的讨论与决议，而是真正开展这个斗争，具体的揭发与反对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无情的与之斗争，为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为执行这指示信中所提出的一切任务而斗争”，显然这个要求四川省委是没有完成的，四川省委没有以严厉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自己工作中严重的弱点与错误，没有根据中央的信来真正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具体揭发与反对具体的机会主义表现，没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来为党的路线与中央所提出的每一个具体的任务而斗争，相反的是采用了害怕自我批评，抹煞错误的深刻性与原则性，对中央的指示模棱两可的不可容忍的态度。自然省委在接受中央来信的决议⑵上亦曾经写着完全同意中央对于一般形势与前途的分析，中央的指示完全正确等等，然而这里仅仅是同意对于一般形势与前途的分析而已，至于中央信上的严重指出的四川工作中的许多错误与没有坚决的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则觉得必须加以几点声明，“××同志报告的不忠实”，“中央不明了这些事实”⑶，借以掩饰和遮盖工作中的许多严重的错误，躲避绝对必须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而将原则上的错误与分歧及没有坚决的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轻轻的归之于误会，不了解，和报告人的不忠实，所以一切的错误与弱点，便成为无足轻重的事或者至多不过是工作方式与方法的不好而已（如廖同志所了解）。这当然不能完全与澈底的了解中央五月间指示信的全部的意义与重要性，这当然不可能在四川整个党的组织中间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与真正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无法去克服四川党所处的严重状态与澈底的转变我们的工作，毫无疑义地，这种政治上的两面派的有害的立场妨害了我们工作的澈底转变，并给了我们的工作上许多极坏的影响。
　　我们在五月的信上极端郑重地指出了“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忽视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与职工运动中的取消主义宣布无情的战争”，并且向四川党提出：“目前党首先必须以十倍的力量去加强领导成都自流井的工人斗争，采取一切方法去恢复重庆的工作，海员工人中的工作，丝厂及印刷厂工人中的工作应以极大努力去进行”，“四川党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建立及扩大赤色工会使其成为真正群众的工人斗争组织”。四川省委在这方面采取了些什么具体步骤，与得到了些什么具体的成绩？应该说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真实的计划与步骤。反对忽视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与职工运动中的取消主义的斗争是没有开展的，因此我们在工人群众间的工作依然是没有进步，四川没有群众的赤色工会到今仍然是一样，至于几个重要的产业中心则省委代表在报告上说：“但因白色恐怖党的秘密工作不好，首先重庆组织缩减随又自流井全部停顿”，在四川几个中心产业区域中我们仅仅在成都，嘉定，顺庆，有些薄弱的关系，而重要的中心如自流井与重庆完全没有任何工作。总之，在职工运动方面状况和我们去年五月的指示信时没有任何的改善，省委并没有能够依照我们的指示采取具体的方法来求得一定的转变。
　　在反帝工作方面，中央一样的以极大力量提出这个问题并说：“中央决定以反日反帝的实际工作，以动员反帝群众的斗争与行动来检查四川党的工作的转变，来测量四川党对于中央指示与路线的执行”，在中央这样严厉的指示之下，四川省委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呢？省委代表在报告中写道：“四川整个的反帝工作是薄弱的很……在一九三三年中央来信之后，省委对整个反帝工作曾有一个检查，但在实际工作中成绩还是无很大的进展，尤其是义勇军的组织和检查仇货始终未做起来”，许多地方的组织（如三台顺庆）依然是在重复着以前一样的可厌的空谈与争论，如反帝反日的先后或群众要反帝呢还是要拥红之类，而实际工作中没有一步的进展，反帝反日的组织仍然是极端狭隘的组织，“吸收一个会员等于入党”。
    在其他的各种工作中情况亦没有什么不同，整个的说来，四川党的情况仍然是与去年五月的信中所估计的一样：“四川党对于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任务是忽视的，与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是相距甚远的”，造成这种严重状态的原因是没有克服的。这些原因主要的是“由于省委领导的薄弱与错误，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对于各地组织没有切实的监督与具体领导，没有密切联系，没有大胆提拔新干部，没有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最近的时期中，这种严重状况的继续与没有克服，除了上述的原因继续存在外，最主要的就是由于省委对于中央指示与党的路线的可厌的两面派的态度，省委口头上决议上一般同意中央路线与指示，而在实际上工作上各个具体的问题上省委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抛弃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正因为这样缘故，所以在实际工作上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中央的信由于省委的不正确的立场，甚至没有能够正确的在广大的党员群众中传达与讨论，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央认为必须更新省委的成份，以保证中央的指示与路线在四川澈底的实现。
　　中央决定以刘××，冯××，史××⑷，军委负责人，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少共省委书记，成都县委书记等七人组织新的省委，以刘××同志为省委书记。
　　责成新的省委依照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央的指示信，具体的去制定工作的计划，布置全部的工作。广泛的传达中央的两次指示信⑸，在坚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基础上，在无情的反对两面派与实际工作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依靠着全党的干部与党员的积极性，在最短时间，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转变四川全部的工作，开展我们的伟大事业，为着中央提到四川党面前的光荣任务而斗争。
　　×××
　　在全国革命形势尖锐存在之下，四川的革命形势亦一样的尖锐存在着，目前在四川的东北部与嘉陵江的两岸，广大苏区存在与发展着，使着四川境内的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愈加尖锐，红四方面军在不断的胜利中，更加坚强与壮大，同时红二军团正向川东发展与红四方面军造成更加配合协同动作的形势。在年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与被红军历次击溃的统治阶级国民党军阀的势力，是更加削弱与软弱，同时英帝国主义在蓝浦森游川以后，更加紧进攻康藏，侵略的血手，正伸入四川的西陲，日益统治着四川省政府，由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由于军阀无厌的贪欲残酷的剥削，更由于红军的胜利与苏维埃的发展，在全川的领域上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四川开展着顺利的条件，极端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四川的党必须掌握与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十百倍的努力去开展工作，补偿我们过去的损失，真正的为了完成中央给予四川党的光荣任务而斗争，为了完成五中全会给予全党的伟大战斗任务而斗争！
    放在四川党面前最中心的任务：党应以最大的努力，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去组织与发展工人阶级的经济与政治的罢工斗争与一切劳苦群众的斗争，去组织与发展农民群众的反捐税反高利贷反军阀地主的分粮抗税的斗争，把这些斗争提高到革命的武装斗争，引导到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把这些斗争与红军的伟大胜利，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紧密的配合联结起来。开拓新的游击区域，发展与创造新的苏区，赤化全四川，争取苏维埃在四川全省的胜利！
　　这便要求我们最坚决的执行去年五月中央指示信中所提出的一切任务，我们不再重复去年五月信中所指出的一切任务，而仅仅着重的指出以下的几个任务：
    第一，在四川的各种产业工人达卅万左右，工业相当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的爆发着，党应集中力量去有计划的组织与领导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与罢工，努力去争取自发斗争的领导。把中心放到工厂中，工房中，企业中，去建立厂内的活动与工作，建立壮大的与巩固的党的堡垒，建立强有力的群众的赤色工会，有计划的选派适当得力的同志到重要的中心工业和城市，尤其是接近苏区在军事战略上有决定意义的城市中工作的建立。首先是〈到〉重庆成都，涪陵万县，以及对统治阶级最有威胁的重要企业——长江轮船工人，嘉陵江船工，自流井盐工与兵工厂中去。具体的去了解工人的情形，倾听工人的要求与呼声，仔细与留意的抓紧着发动斗争的每一事件与可能，纠正一般的呆板的而要灵活的提出要求与口号，去组织斗争与罢工。为着斗争与罢工的胜利，必须反对经济恐慌下不能罢工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反对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分离，反对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消灭不慎重的儿戏玩弄斗争的错误，反对对职工运动的忽视与取消倾向，“并且认为忽视与躲避工会工作的人不能算共产党员”（五中全会决议），从省委到支部最具体切实的定出职工运动的工作计划。在黄色工会中必须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经过下层统一战线，把一切有革命情绪及不满意的分子组织在革命反对派之中，在每一个具体的行动中，为工人的每一个具体的要求的坚持的斗争中去揭破黄色工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改良欺骗的宣传，断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与孤立他们，加强在失业工人中的工作，在“要饭吃”，“要工资”，“要工作”的口号之下，组织失业工人的斗争，把失业工人的斗争与在业工人的斗争联系起来，反对过去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对立起来的错误，应该进行征调工人与失业工人到苏区去，到红军中游击队中去，以加强在红军与苏维埃中的工人的骨干及领导组织各种工人到苏区的参观团，这必须经过完全良好的秘密交通工作的输送，决不是经过白军的当兵方式的“红军预备队”的组织方法。使着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的影响与宣传，更加扩大，使着每一个工人每一个斗争都和苏维埃运动联结着，更加扩大苏维埃运动。
　　第二，党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坚持的工作，加强在开展着的四川农民斗争中的领导。直到今天，你们在这方面工作极薄弱，发展农民的反捐税反高利贷反地主的分粮抗税，夺取土地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开展到游击战争与实行土地革命。主要的力量首先放到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军团间隔离着的区域，对于将来他们的汇合联系有极重大的意义，重庆以东沿长江两岸的地区与重要城市的周围去发展我们的游击战争。组织新的游击队开展新的游击区同时不放松对于进攻红军的敌人，四川军阀刘湘，到邓锡侯的后方侧翼以游击战争给他们的破坏与袭击。加强过去有〔有〕斗争基础的区域与派得力干部去加强现有的川康游击队的领导。争取与加强抗捐军的领导，对于那些在富农或其他反革命领袖领导下的抗捐军，我们应该经过下层统一战线去争取与推动其下层广大群众的反对军阀反对捐税的积极的行动，揭破与驱逐他们的反动领袖。同时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的游击队可以与在积极作反对军阀武装斗争的队伍订立联合的行动，但是应该注意这种联合行动，只有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才是与我们有利的。尽量发展我们在民团中的组织与工作，破坏与瓦解民团，使其不能成为豪绅地主的工具，这对于我们在农村中的工作与苏维埃的胜利与发展有极重大的意义。从各方面，用各种方式去开展与加强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使它和实行土地革命与发展创造新苏区的中心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
　　第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继续急进，国民党的更进的公开的投降与卖国，英帝国主义的侵占康藏与收买四川的军阀，组织他们一致的进攻红军与苏维埃运动，这给我们继续的开展反帝反日斗争以良好的条件。省委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实际上的实现反帝工作中之澈底的转变，特别应该锐利的注意着英国帝国主义在西北的每一个步骤，抓紧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开展群众的反帝运动，必须最广大的传布党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广泛的解释我们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行动纲领〔6〕，利用各种方式（如救国会议等）将我们的反帝与反日的组织，变成了广大的公开或半公开存在的群众的反帝斗争的组织。中央责成省委依据中央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指示及五中全会的决议制定在少数民族中工作的具体计划，并时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
　　第四，在党的问题方面，去年信上所指出的任务，省委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这里，首先的是真实的依据中央的指示，实际地将反对机会主义反对两面派的斗争开展〈到〉下层组织中，必须消灭那种一般的两条战线斗争的空喊，而要真正开展反对每一个具体的即令最小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必须一方面提拔与更新四川党的干部的成份——首先是工人干部（在四川党干部的社会成份是异常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教育工作，首先是对积极分子的训练与教育工作。党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恢复与加强在大城市及工业中心（重庆自流井成都顺庆等）的工作，必须严格的注意秘密工作，反对对这种工作的自由主义，必须无情的反对那种空谈，坐在房子里争论，无计划脱离下层情形的“领导”方式，必须以具体的活的领导经常的工作检查，工作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转变四川党的工作。
　　中央坚信新的省委在全川同志的积极的帮助之下，能够克服四川党目前的严重状态，转变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而在争取苏维埃四川的决战争〔中〕完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任务。
　　布礼！
　　中共中央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注释
　　〔1〕本篇中多处提到“去年五月的信”、“信”、“中央的信”等，均指1933年5月20日《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引文均出自该信。
　　〔2〕〔3〕指1933年7月17日《四川省委接受中央五月二十日来信指示的决议》，引文出自该决议。
　　〔4〕即刘道生、冯伯谦，史伯康。下同。
　　〔5〕指1933年5月20日《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和本信。
　　〔6〕指1933年6月8日《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中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