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一年多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血战,在全世界全中国民众前面,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工农的苏维埃政权,是不能战胜的无敌的力量。一切飞机大炮与新式武器,一切碉楼堡垒与封锁线,都不能阻止苏维埃运动在全中国的发展。苏维埃的种子,现在正随着抗日先遣队与六军团的行动,广泛的散布到浙西皖南与辽远的湘西黔北。中央苏区,半桥高虎脑的堡垒战,给了敌人以五六千的杀伤,温坊的夜战,消灭了敌人五个团,给了北线与东线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四川,红四方面军以英勇无敌的反攻,恢复了过去所有退出的苏区,给了刘湘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一年多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战争,大大的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相信自己力量的伟大,更勇敢的更大胆的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为了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他们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在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在日本并吞半个中国,在全中国经济毁灭与水旱灾荒普遍发展的情形之下,全中国的工农群众与一切革命民众,都加速度的离开国民党,而走向苏维埃!
  一年多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斗争,大大的锻炼了与坚强了我们苏维埃与红军,给了我们的党以最丰富的革命战争的经验。这特别表现在,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习如何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的方法,来达到我们保卫苏区与粉碎五次“围剿”的目的,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的主力红军尽量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也采取了堡垒战,尽量在我们自己堡垒的前面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半桥高虎脑的战斗,是这种堡垒战的最好的模范。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以吸引敌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歼灭之。抗日先遣队与六军团的派出,就是为了这一积极的任务,而不但是为了瓦解敌人在他们的背后。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四川红四方面军就是这样取得了空前胜利。而在有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的层层封锁线,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成为当时必要的任务,如鄂豫皖苏区就是由于这种转移,保持了实力,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至于到处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突击,也同样的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
  在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放松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造成有利于我们基本任务的完成的每一机会。同福建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的订立,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极大的成功,虽是由于“人民革命政府”可怜的迅速的失败,使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但这种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在某些条件上同敌人妥协的斗争方式,我们并不放弃。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去利用这种机会的。
  至于在白色区域,我们的党怎样开展着反日反帝的群众运动,领导了群众的,有着明确的斗争纲领的“中国民众武装自卫委员会”,满州〔洲〕的人民革命军,与游击战争,怎样领导着工人的罢工示威,农民的抢粮分粮,抗捐抗税,夺取土地的斗争与暴动以及兵士的哗变等等来响应我们苏维埃与红军的行动,帮助我们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是谁都明了的。白色区域的一切群众的斗争,是同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行动最紧密的联系着的。
  正因为我们的党学会了并正在学习,如何采取一切同敌人斗争的方式,来保卫苏区粉碎“围剿”,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列宁的党是忠实于列宁的如下指示的:
    “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去束缚运动。他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而且并不在‘空想’出什么方式,而不过在综合,组织,使得运动过程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方式能够得到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敌视一切种种抽象的公式,一切种种教条式的药方,他要求对于正在进行着的群众斗争要有注意的态度。这种斗争跟着运动的发展,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剧烈化,尽量产生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无论怎样,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在当时是可能存在的那些斗争方式,他承认跟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新的当前时期里的行动者所不知道的斗争方式是不可免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学习着,他不会用‘系统家’在公事房里,所空想出来的斗争方式去教训群众,他离得这种野心很远。”(见《斗争》报四十期)⑴
    忠实于列宁主义的我们的党,承认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一切斗争方式。他不是抽象的去背诵口号或政治决议,而是根据于每一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党还在战斗中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斯达林那样艺术的辩证的去运用与驾御各种斗争方式。列宁说:
    “一个军队倘若不准备好应用敌人所有的或可能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一切斗争方法,那么谁也要承认这个军队的态度不仅是愚蠢,而且简直是罪恶。这在政治上比在军事上更甚。在政治上,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对于我们何种斗争手段可用,何种斗争手段有效,更少能够预料得出。倘若我们不能应用一切斗争的工具,那么在个别阶级的阵地上,一旦会发生超出于我们意外的变更,而提出我们特别见绌的活动形式时,我们就会受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左派幼稚病”,一OO页)〔2〕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由于各个战线上的环境与敌我力量分配的不相同,而免不了要采取各种斗争的方式,来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革命战争与干涉的中国目前政治形势之下,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做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与突击。这种对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具结果是很明显的:或者是我们拿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去束缚运动,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成见与固执,放弃了其他斗争的领导。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
  “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工农的民主革命——洛甫注)不仅是一种行动,不仅是一个战线上的死战,而是猛烈的阶级冲突,整个时期中在一切战线上的长期的死战,即是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死战,这些死战只有夺取资产阶级的财产,才能完成。”(见“民族革命问题”十八页)[3]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革命的全部的胜利。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内则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但这种部分的挫折不能使我们内部崩溃解体,不能动摇我们的整个战线,而且也不能阻止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向前发展。
  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会在我们队伍内产生各种各样机会主义的动摇那些机械论者企图把一切复杂的实生活放到他们的公式中去。他们要求我们的党采取他们的一种抽象的公式与万应良药。或者是保卫苏区,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或者是放弃苏区,放弃苏维埃的革命,而退却逃跑。运用一切方式来保卫苏区,象我们前面所说的,是这些机械论者所不了解的。个人的英雄主义拼命主义,或者失败主义,逃跑主义,是这些机械论者所找到的仅有的出路。然而这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显然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我们所采取的每一斗争方式,必定要是对于敌人最有损害,对于我们最有利益的,我们敌视一切抽象的公式,与万应的药方。
  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常常拿整个国内战争的某一方面,来断定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前途,拿一个战线上的胜败来断定整个战线上的运命。他们看到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要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而放弃了继续不断的,坚持的,残酷的斗争,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是一旦革命遇到阻碍或停滞,而不能在明天就得到胜利,那这些“革命家”就会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与前途。这里左倾机会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表示了他们相反的一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他们看到敌我两方相持的局面,或为了取得军事上政治上更有利的条件,而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时,他们立刻就会叫喊苏维埃革命的失败与反革命的胜利,而走到灰心绝望中去。这些机会主义者追随着某些斗争的结果而兴高采烈,而悲观失望,他们看不到斗争的各个方而,看不到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他们完全不了解如何灵活的运用一切斗争方式,去制胜万恶的敌人。
  布尔什维克的党必须同各种各样这类机会主义做斗争,来教育我们全党同志与广大群众,如何依照马克思列宁斯达林的指示,来完成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历史任务。列宁说:
    “共产党在阶级斗争剧烈到了国内战争的时代,应当认定自己的任务不单在于参加,而且能够在这个国内战争中发生领导的作用。共产党应当教育与准备自己的组织,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作战的一方面,不要放过可以打击敌人力量的任何一个机会。”
  “这是困难的任务,没有话说。这是不能够一下子解决的。整个民众要在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去改造自己,去学习,同样我们的组织也应当教育,应当根据当前的经验去改造,为的满足这个任务。”(见《斗争》四十一期)[4]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来的国内战争中已经大大的锻炼了自己,教育了自己,改造了自己,使自己成为不能战胜,不能动摇的,苏维埃革命的唯一坚强的领导者。但是它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与获得。中国苏维埃革命伟大的历史任务的解决,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示之下,以最大的坚决与勇敢,在各个战线上去同敌人作战,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继续在斗争中去学习活泼自如的运用一切斗争方式去打击敌人,去制敌人于死命。
  高举苏维埃的旗帜,以顽强守备,坚决进攻,猛烈追击,活泼机动的我们一、三军团的精神,为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而血战!在这一血战中,我们会胜利,我们能够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5]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根据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版的
    《红色中华》报第二三九期刊印
    注释
  〔1〕以上文字引自1933年12月26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斗争》第40期刊载的“列宁论游击战争”,即1906年9月列宁的《游击战争》一文,今译文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印刷的《列宁全集》第11卷第196页。
  〔2〕以上文字引自1920年5月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今译文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印刷的《列宁全集》 第31卷第77页。
  〔3〕这段引文,出自1916年1一2月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提纲》,今译文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印刷的《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8页。
  〔4)这两段文宇引自1934年2月5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斗争》第41期续载的“列宁论游击战争”,即1906年9月列宁的《游击战争》一文,今译文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印刷的《列宁全集》第11卷第206页。
  〔5〕本文是1934年9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239期张闻天署名的社论。
责任编辑:孟庆闯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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