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各位先生！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要我报告国民政府派张文白、王雪艇两先生与中共中央派本人双方谈判的经过，本人对此感到十分兴奋。
　　国共两党关系应该公平合理的调整，在现政治情况下为十分紧要的事情，不仅参政会同人注意这一问题，全国人民也十分关切。我今天要报告的就是我们与张王两先生四个月来谈判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大致有七个重要文件，主席团已印发各位，可请参考。
　　这次谈判，本人从延安出来抱着满腔热诚，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并很高兴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不期而晤。我们的谈判是在很友好的情形下进行的，迄今为止我们双方的谈判在原则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虽然我们的谈判尚未最后决定，但四个月来，还无结果可以报告。〔1〕
　　谈判的重要问题
　　一、我党要求立即实行民主政治
　　二、希望解决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的悬案
　　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第一个是全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在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必须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日寇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是有力量的，它正在我国境内作最后挣扎，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严重形势。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战胜日寇的力量是有的，不过没有团结起来，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今天非常迫切需要将这全部力量团结起来、发动起来。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全国力量，来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民族国家的灾难。我们主张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共所提出的十大纲领，这三大纲领真正实行，就能团结全国力量。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曾说过：“地无分南北，民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党中央在抗战初期就主张实行民主，动员人民，实现全面全民的抗战，不应该是政府与军队片面抗战。我们对立即实施民主以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的意见，抗战以来是一贯如此主张，这次谈判也是这样提出来的。
　　其次，我们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这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问题。我们在敌后抗战八年，军事政治形势有很多变化。在抗战初期，当时八万红军，政府只承认编了三个师，奉命出动，渡河入晋作战，并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我们组织些敌后游击挺进队，挺进敌后作战，我们自己看来，几年来在敌后艰苦作战，做得还好。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在晋、冀、察、热、绥、辽、鲁、豫、苏、皖、浙、鄂、粤等省敌人占领区作战，粉碎了许多伪组织，建立了许多抗日政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能够飘扬在敌人后方。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先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同时，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管理和指导这些抗日政权。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它党派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使边区的人员商旅能够有行动交通往返上的自由。
　　谈判的重要分歧
　　军事问题：我党请先给五军十六师番号，政府只允四军十师，并须“限期集中”，编余部队“限期取消”。
　　政权问题：我党要求承认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地方政府。政府则要取消。
　　党的问题：我党要求给抗日党派公开合法地位，民主自由应有保障。政府对目前情形，未见有何改善。
　　我们党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国民政府曾有一个提示案给我们，张王两先生要我们照中央提示案来办理，但这两者中间的差别距离很大，以至谈判到今毫无结果。本人现在仅略举几个较大的分歧之点来加以说明。
　　首先从军事问题来说，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部队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它，增强它，首先应该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西安谈判时我提出请求政府暂编六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表示困难接受，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提案请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政府仍不愿答应，只允编四军十个师。
　　特别是政府提示案中的编余部队“限期取消”，及已编者“限期集中”二点办法，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因为这些部队是敌后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的抗日武装，他们正是执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民无分男女，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号召。限期取消就等于不要敌后人民抗日，把敌后解放区再变给敌人，这自然是不应该的。
　　再从对敌后民选地方政府的分歧之点来看。敌后的各抗日政府，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政府由人民选举，领导着敌后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是有很大成效的，我们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些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其所管辖的地方政府，而中央提示案则要取消，这是从抗战利益上不可理解的。
　　再次关于党派的公开合法地位，与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自由的保障等问题，依目前情形而论，并未见有何改善。我们略举几例来谈：言论自由问题，政府已表示言论尺度放宽，而实际上我们敌后近几个月来打了不少大胜仗，攻克了很多县城，这战报每月呈送军令部，始终未能发表，送《新华日报》也是被扣；再如人民身体自由，政府自八月一日宣布实行保障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再要求释放叶挺将军，他既非共产党员，去新四军更为政府所劝请，不应该拘禁他。我们要求释放自香港沦陷返粤被捕的廖仲凯先生公子廖承志。此外还有很多政治犯身囚监中，我们也要求释放，但都未能做到。
　　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我党信守不渝
　　对敌斗争、三三制、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等政策，都是澈底实现了三民主义。
　　还有，张王两先生给本人的信中也曾责备我党不实行四项诺言，这一点也要加以说明。我们去年十二月曾在延安斤会认真检查，检查结果，更证明我们对四项诺言确实完全做到了，信守不渝。譬如拿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澈底实现而奋斗”来说，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实行表现在努力抗战、齐心合力打击日寇，以及对边区境内各民族平等地位的尊重上面；我们对民权主义的实行，表现在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民选政府，实行三三制，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等一切自由上面；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正表现在陕甘宁边区军队和机关的生产运动，减轻人民的负担，由前年二十万担公粮减到今年只征十六万担，我们不把公家的负担，全部压在老百姓头上。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年来我们坚守不渝。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中，我们是一方面保证交租交息，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我们帮助私人工业的发展，并发展合作社，做到公私兼顾，公私两利。我们也早已实践了诺言，从无也从未曾想过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事情，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求全国政权之统一”，这在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切实在实行民权政治，我们并不曾另立中央政府，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民选政府为它所管辖的地方政府，我们是赞成统一的，中国也必须统一，但统一必须是民主的统一。第四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责”，我们对此也是实行已久，我们的军队在敌后艰苦作战的成绩就是证明。我们的部队几年来从未得粒弹一饷的接济，而仍坚持敌后战争，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凡此事实都足以说明我们已经实践了诺言。张王两先生曾指责我们立法监察的不独立，但是我们在司法方面已做到切实保障各阶层人民的人权财权和地权等等，我们完全依靠人民来执行弹劾政府，所以我们那边绝少贪污渎职事件发生。
　　虽然，双方的距离还如此远，可是本人可以再度声明，中国共产党是一贯坚持团结抗战方针，耐心的期待政府观点的改变。
　　谈判经过真相
　　西安谈判纪录，是双方的意见，约定双方签字，张王没有签字，倒说是我个人意见，显然不合事实。
　　现在，本人再来说明一下自西安到重庆与张王两先生谈判的经过。自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以后，我们在延安，听到了很高兴，非常赞成。因为自民国二十九年新四军事件以后，两党关系很僵，我是参政员，也因封锁而不能出来。我们军委会驻延联络参谋打电报出来，表明我们愿来重庆，继续谈判，经政府复电同意后，本人因负边区政务，尚需布置春耕关系，直到四月底才能动身。在西安与张王两先生一共会谈五次，本人初见张王两先生，主要先请示政府的政治解决究竟是如何解决法？以及向他们报告边区情形。张王两先生一再要我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我当时提出以本年三月十二日国父诞辰周恩来同志的演说作谈判基础，张王两先生不赞成，他们提议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我认为也可以，因先报告了中共领导下军队的数目，并问中央可以答应给我们编多少？张先生要我讲，我说请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张王两先生认为太多，只同意四个军十二〈个〉师，以后会商几次，到最后一次会面时谈话，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纪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当时我就照我们双方原先约定的首先在这纪录上签字，但张王两先生未签，纪录系综合双方意见而成，张王信里〈说〉只是我个人意见，显然不是事实。
　　到重庆以后，我党中央即来电报提出二十项意见，由我于五月二十二日交张王两先生，请其转陈国民党中央，张王两先生认为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不肯接受。本人为尊重张王两先生意见起见，向我党中央请示，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改为口头要求，〔2〕由本人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两先生，张王两先生同时将政府提示案交给我，但对我党中央提案则不允收转，一直争执到六月十五日，才复信称已转呈政府，但解决办法仍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谈判遂呈僵局。
　　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先生曾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来问我，我于七月二日有谈话发表在新华日报，表示我党的态度是只要对于抗战团结与促进民主有利，我们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部长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我党周恩来同志于八月十三日曾发表谈话，〔3〕说明谈判并无结果，并解释放事责任并非在我。但我党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曾来电请张王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张王两先生说此事可以商量，两党谈判的经过情形大致如此。
　　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救急办法
　　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国事会议，成立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最后，我应当声明：中国共产党报盼望把问题解决，我们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现在敌寇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我们中国的抗战要保持今天的国际光荣地位，要打败日寇，要得到永久和平，都不能坐待盟友的奋斗，需要更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需要团结与动员全国力量，才足以停止敌人的进攻及准备力量配合盟邦的反攻。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几天参政员诸先生的各项询问，也正说明了我们政府的机构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合今天抗战的要求。因此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根据1944年9月17日《新华日报》刊印
    注释
　　〔1〕据另一文本，此句为“我们的谈判尚未能作最后决定，因此四个月来，还无结果可以报告。”
　　〔2〕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口头寻求八条是：
    一、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二、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此等诬蔑与侮辱的称号，过去都是暗中流行，近更公开见诸报纸。
　　三、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变本加励，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停止，妨害团结，实甚且大。
　　四、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造王实味等亲友于二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追悼会广告与追悼会经过，但王实味等确无所谓枪毙情事。似此完全造谣，有意诬蔑，应请饬令更正，并制止再有类似此等情事发表各报。
　　五、据确息西安一带特务机关，准备于外国记者到西北时，沿途伪装各种人物与伪造各种证件，向外国人告状，借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闻特务所捏造之中共罪状，共达十余项之多，似此不但阻碍团结，而且有辱国体，请政府制止彼等伪装伪造。彼等如何布置，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制止，难免引起不快之后果。
　　六、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例如禁登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作战消息、禁登中共文件等）破坏该报发行，实行威胁定户，扣压邮寄等情事。
　　七、请政府放还在三原被政府军队扣留，前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一百零一箱。
　　八、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
　　〔3〕周恩来谈话即本册所选《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时间是8月12日，8月13日是《解放日报》刊载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