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走向复兴的“中国道路”

任仲平：走向复兴的“中国道路”

  ——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下） 

（一）2009年，新世纪的第十年，也是重要的转折之年。

这一年，经济危机中的世界，正从坍塌的市场中艰难求索复苏之路。而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穿越了60年山河巨变的岁月，再一次挺立于新的历史起点。

60年过去，我们和我们所处的世界，经历了太多的冲突与坎坷，在发展与变革中行进，同样面临秩序的重建，同样期待破除横亘在脚下的一切障碍，从发展的困顿中突围，孜孜以求人类美好的彼岸。

所不同的是，6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世纪里世界巨变的结果。今天，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升腾着的变革热情，则更多来自年轻共和国内心无法抑制的发展渴望。

像一个迎着朝阳奔跑的青年，我们的共和国以60年不变的执着和坚韧，沿着走向复兴的“中国道路”，开始又一次现代化征程的跋涉。

有人说，一个国家，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才能在现实奔腾的浪潮中把握方向；一个民族，只有正确理解自己的道路，才能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走向进步。

我们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未来的答案。[我有话要说>>>]

（二）振兴中华，赶上世界潮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

毫无疑问，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启了自身发展的历史纪元。但这个崭新的纪元，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所经历的挑战和艰辛，丝毫不比此前一个世纪少。

当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时间开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除了满目创痍的社会，还有一个并不清晰的未来——从未有过国家管理经验的政党，如何将一个落后的国家引领上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界用狐疑的眼光看着在战争废墟上插上五星红旗的新中国，看社会主义的小草，如何从这块贫瘠坚硬的大陆上挺立。

远大的目标立足于贫弱的基础，光明的前景发端于艰辛的探索，历史的豪情蕴藏着现实的挑战，新中国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这种落差与冲撞，伴随着60年风雨历程，但新中国终究以60年峥嵘岁月，在中华大地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从贫穷落后到初步繁荣，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站起来了”到“举足轻重”，60年间，社会主义中国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探寻出一条生气勃勃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约瑟夫·奈看到了“中国奇迹”的经济硕果，更看到了奇迹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因此触及了“中国奇迹”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将新中国送到了一个世界大国的位置。60年，新中国用举世瞩目的跨越，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历史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呈现真理，更能留下启示。今天的人们在讨论“中国奇迹”时，目光更多地聚焦在这30年中国发展的狂飙突进，而奇迹的发生，又何尝不是从60年前我们踏上那条道路开始？[我有话要说>>>]

（三）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社会主义？

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科学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文明结构的重塑，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转型，其间必然蕴含着它们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

回首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一条历史结论分外鲜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正基于此，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这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必然的抉择，也是一种主体的、理性的、智慧的抉择。

如果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那么“社会制度”则是现代化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由于追赶发展的压力异常沉重，而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现代化的动力因素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从根本上讲，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框架，而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总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开始，我们选择的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其后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中，共和国的人民属性，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始终被一代代人坚守。60年光辉历程表明，它是开辟新中国现代化道路最重要的制度支撑，是共和国缔造者留给未来最宝贵的政治财富。

“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凝聚力”。60年来，作为一种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信仰和精神信念，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地集结了最为广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成为新中国现代化列车高歌猛进的动力源。

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将这个曾经四分五裂的国家凝聚成一个整体，催生了万众一心、同风共雨的强大合力。这才有了亿万中国人民危难艰险之中救国的奉献和牺牲，一穷二白之上建国的探索和激情，遭遇困境之后强国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华大地创造奇迹，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荣。[我有话要说>>>]

（四）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中国，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度。“中产阶层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北京在奥运期间不得不停驶一半的车辆，才能保证道路畅通。”路透社专栏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个场景，是清末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所不曾想象，是抛洒了热血的戊戌六君子的朦胧追求，是1911年那些试图以共和政体挽救中国于水火的先行者所未曾企及。今日中国超越前人梦想的富庶和强大，源于一种全新社会制度的开创和确立，来自几代人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实践。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对资本主义令人信服的批判，但并没有提供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用他诙谐的话说，他给我们的不是“未来的菜谱”。作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未来，其生命力和优越性，必须用实践来检验。

1949—2009，我们有过“大跃进”超英赶美的急躁，也有“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反思；有过“文化大革命”砸烂一切的悲剧，更有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转折；有过姓社姓资的、改革保守的争论，更有排除干扰、与时俱进的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我们实现了世界文明成果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

1949—2009，我们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困惑迷茫的年代；有过孤军奋战的封闭自守，也有走向世界的自信从容。既没有采取私有制、全盘西化的激进变革方式，又勇于破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复兴之路。

放眼20世纪的全球，特别是后发国家，“找寻”与“探索”现代化路径成为一个共同的主题。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不断输入后发追赶型国家，但少有成功，甚至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拉美陷阱”。新中国60年间的“找寻”，虽然走过弯路，有过错误，但我们最终在挫折中汲取教训，在探索中总结经验，毅然决然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

如果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支撑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制度体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则全面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中国两次伟大革命的历史结论。

历史的长河静观时往往风平浪静，只有蓦然回首，才能体会它的波澜壮阔。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看似简单的词语之变，蕴藏着多少振聋发聩的观念突破，包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凝聚着多少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它以一个政党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轨迹，改变了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命运。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60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有话要说>>>]

（五）一百多年前，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河畔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无法预知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后的发展场景，甚至从未用过“现代化”这个概念。

但马克思早有预言：东方落后国家由于自身社会结构和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跨越发展之路”,即以先发国家为示范,吸取其文明成果, 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从而加速历史进程。

回首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不同寻常的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这条“跨越发展之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从未出现在经典理论中的概念，化为中华大地风雷激荡的伟大实践。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遭受严重挫折之际，新中国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全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破除了现代化的“西方想象”，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

或许国际参照系，更能说明这条道路让新中国走了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利用“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然而，除了少数国家取得一定成就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步履沉重。而中国这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却在3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5.17亿，世界银行赞叹：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古老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这是魏源所向往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的“开放中国”，是梁启超所呼唤的“常思将来，常敢破格”的“少年中国”，是李大钊所期盼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青春中国”，是方志敏所渴求的“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哭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了疾苦”的“可爱的中国”。[我有话要说>>>]

（六）中国的故事依然在继续，但它已经变得日益复杂。

当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驰向前，“中国威胁论”却随之而来；当世界终于发现“中国的发展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中国正步入改革深水区，来自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成为制约现代化发展的挑战。

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现代化的艰辛曲折，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更何况，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时间压缩，空间叠加，我们必须面对更为严峻的考验——比世界上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多出3亿多，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大国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我们既不具备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向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

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何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谋求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多地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日益高涨的需求？如何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起飞的同时，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的飞跃，构成了我们60年现代化探索的智慧结晶。而要将它付诸实践，把整个国家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还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

“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胡锦涛总书记这三个“世所罕见”的深刻判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也警示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绝非坦途。

历史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忠实地把发展的课题留给后来者。新中国60年探索和实践，让中华民族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复兴历史迎来了伟大的转折，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块古老的土地还将书写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我有话要说>>>]

（七）2009年金秋，世界将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新中国60年，对世界的吸引力之一，是这60年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兴衰。在西方人眼里，这个没有按照西方常规路径发展起来的国家，是个巨大的“未知数”。

连英国女王也按捺不住好奇，曾含蓄地询问中国贵宾：“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

社会主义中国60年的伟大实践，回应了“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也必将终结于20世纪”的“预言”，回应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臆断，回应了一切围绕于它的想象和疑问。它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谱写了社会主义最为激荡人心的雄浑乐章，不仅让一个新型社会制度在中华大地展现蓬勃生机，也让一个五千年古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进步的潮流。

“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沿着几代人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民族复兴的壮丽前景——

“更加美好的未来必将属于历尽沧桑而自信自立自强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