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师夏和凯里[1]

　　［Ⅲ—1］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
　　前言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正好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正象它在十七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例如象约·斯·穆勒的著作[2]，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例如象图克的《价格史》[3]以及最近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的著作，——流通是真正有些新发现的唯一领域，因为论殖民、土地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人口等等的著作与过去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其实只是材料更丰富而已，——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如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最后，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如查默斯发挥马尔萨斯，居利希发挥西斯蒙第，在一定意义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耳（就他们的早期著作来看）发挥李嘉图。这完全是摹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
　　看来，只有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著作是一个例外，巴师夏承认他是以凯里为依据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他们两人是在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在相反的民族环境中从事写作的，但是他们却产生了同样的意向。
　　凯里是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属于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那里，它不是表现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的遗留下来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一个新的运动的起点；在那里，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的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并且从来未能用某种自我目的掩饰起来；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自由地发展着，在［Ⅲ—2］制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并且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
　　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大陆赖以如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特别是在他认为实际上代表欧洲的英国，只是由于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束缚而受到阻碍和损害，在他看来，英国经济学家只是歪曲地和非真实地观察、描述或概括这些关系，他们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偶然颠倒和它们的内在性质混为一谈，凯里的这些看法不是十分自然吗？
　　凯里对英国人关于土地所有制、工资、人口和阶级对立等等的理论的批判，无非就是拿美国的关系和英国对比。他认为，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不具有纯粹形式，不符合它的概念，同自身不相适合。英国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怎么能真实地、清楚地反映他们所不认识的现实呢？
　　在凯里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自然关系所受到的传统的、并非来自这个社会本身内部的影响的干扰作用，最终归结为国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归结为国家的侵犯和干涉。例如，工资理应随同劳动生产率而增长。如果我们发现现实和这一规律不相符合，不管是发生在印度斯坦还是英国，我们只须抽掉政府的影响，即赋税、［国家的］垄断等等就行了。他说，如果就资产阶级关系本身来考察，也就是说，除去国家的影响，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和谐规律事实上总是会得到证实的。自然，凯里没有研究，国家的这些影响，即公债、国税等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从资产阶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例如在英国，这些影响决不是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结果，相反地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瓦解和被制服的结果，而在北美本身，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和资本的集中一起增长的。
　　如果说，凯里和英国的经济学家相反，强调北美的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高的潜力，那么，巴师夏则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相反，强调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低的潜力。［他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喊道：］你们竟想在一个从来不允许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的国家里起来反抗这些规律！你们只是在发育不全的法国形式中来认识这些规律，并且把这些规律的不过是法国的、民族的歪曲表现，看作是它们的内在形式。试看一看英国吧！在我们法国，任务在于使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给它设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你们却想要加重这种桎梏。你们先使资产阶级关系纯粹化，然后我们才想来谈这个问题。（就下面这点来说巴师夏是正确的：在法国，由于它特有的社会形态，许多在英国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
　　不过，以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那里取得美国式的解放为出发点的凯里，最后要求国家干涉，以便使资产阶级关系的纯粹发展，象在美国实际发生的那样，不受外部影响的干扰。他是保护关税派，而巴师夏却是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使凯里感到惊讶的是，这种不和谐甚至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凯里用竭力追求工业垄断的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破坏作用来解释。起初，英国的关系在国内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搞乱了。现在，［Ⅲ—3］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在国外搞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以经济学家们的主观理解为根据。
　　凯里眼中的英国的经济状况，同乌尔卡尔特眼中的俄国的政治状况是一样的。根据凯里的意见，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英国在它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以后，它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护关税（国家用强力来抵制英国大工业的破坏力量）。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破坏者。
　　一方面，凯里在这里又表述了美国的一定的民族的发展，表述了美国同英国的对立和竞争。他是十分天真地表述这一点的，他建议美国在本国实行保护关税以加速发展工业制度，以此来摧毁英国所推广的工业制度。撇开这种天真不谈，在凯里那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一旦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而出现，便以这些关系的极度不和谐而告终。在他看来，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等）上表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促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统治，并作为破坏性势力又成为这种统治的结果的那些内在关系时，他就认为是不和谐的。
　　如果在某一国家里，家长制的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而伴随这一发展的瓦解过程只是从它的肯定方面去理解，那么这是和谐的。如果英国的大工业瓦解了外国的家长制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其他处于较低阶段的生产形式，那么这就是不和谐的。他只看到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和这种积聚的瓦解作用的肯定的方面。但是，积聚起来的英国资本的垄断和它对其他民族的较小的民族资本的瓦解作用则是不和谐的。凯里不懂得，这种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份的表现。
　　毫不奇怪，另一方面他忘记了这一瓦解过程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充分表现时所具有的肯定内容，而这正是他在抽象形式的经济范畴上，或者在这些范畴由以抽象出来的一定国家内部的现实关系上所观察到的唯一的一个方面。因此，在真实的经济关系，即普遍现实的经济关系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从他的原则上的乐观主义转变为气愤的和带有控诉性质的悲观主义。这种矛盾使他的著作具有独创性并具有自己的意义。他无论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或者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都同样是一个美国人。
　　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国。这只是非法国的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的想象的、理想的形式，而不是象他在他自己的国土上所看到的那种现实的形式。因此，如果说在他那里和谐决不是来自丰富的生动的直观，而相反地是从贫乏的、紧张的、对立的反思中产生的夸张的产物，那么，在他那里唯一现实的事情就是要求法国放弃它的经济上的疆界。
　　当经济关系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英国式的关系的时候，凯里立刻就看到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矛盾。而仅仅想象和谐的巴师夏，只是在法国终止的地方，并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民族分立的组成部分摆脱了国家监督而相互竞争的地方，才开始看到和谐的实现。不过，他的这一最终的和谐本身（同时也是他所有以前想象的和谐的前提）无非又是一个要借助自由贸易的立法来实现的要求。
　　［Ⅲ—4］因此，如果说凯里（完全撇开他的研究的科学价值不谈）至少有这样的功劳，即他以抽象的形式表述了庞大的美国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那么，在巴师夏那里，法国关系的细小性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背景，这种关系在他的“和谐”中到处都显露出来。不过，这种功劳是多余的，因为象法国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国家的关系是人们所充分了解的，完全不需要经过那样否定的曲折的道路去认识。因此，凯里在经济科学方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巴师夏所从事的，无非是对于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凯里的普遍性是美国人的普遍性。对他来说，法国和中国是同样近的。他总是表现为居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人。巴师夏的普遍性是无视一切国家。作为真正的美国人，凯里从四面八方收集旧大陆给他提供的大量材料，但不是为了去认识这些材料的内在精神，从而承认这些材料特有的生存权利，而是把它们作为死的例子，作为毫无差别的材料来进行加工，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用来证实他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抽象出来的论点。所以他漫游世界，占有大量未加批判的统计材料，象图书目录似的博学多识。相反，巴师夏提供的是虚构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不过，这种事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正象神学家一样，把罪恶有时看作人的本质的规律，有时看作原罪的历史。
　　因此，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因此，凯里不拘形式，杂乱冗长，巴师夏则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巴师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方式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凯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把几个一般论题放在前面。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加以任意编撰以外，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就是他的唯一的材料。
　　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总之，就是现代英国经济学家；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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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论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马克思写于1857年7月，这可以从马克思在包含这一草稿的那个稿本的封面上所注明的日期上看出。这一草稿在该稿本的前七页上，从第8页开始是1857—1858年主要手稿（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个稿本正文的继续（见本册第250页）。继第二个稿本之后的这一稿本，马克思标明为《稿本Ⅲ》，并注明日期：“1857年11月29、30日和12月”。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把草稿里所分析的巴师夏的那本书的同一名称作为论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的标题，根据这一点，可以想见，马克思想对这本书进行广泛的评论，但是后来他断定，这本书不值得作更详细的分析，因此放弃了最初的意图，致使这一草稿未能完成。
　　但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草稿超出了书评的范围。马克思在这一草稿开头的《前言》里用大量的笔墨来描绘他所处的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状况。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精确而简要地描述了从十七世纪末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开始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为止所完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轮廓。至于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不是古典学派的摹仿者，便是古典学派的反动的批判者。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著作正是对古典学派，首先是对李嘉图的反动批判的例子。
　　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加上了《巴师夏和凯里》的标题。——第3页。
　　[2]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3页。
　　[3]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1857年伦敦版第1—6卷。——第3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